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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然美的旋律》——自然智慧人物美德录（二）
| | | | 罗贯中与三国演义
罗贯中，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一生著作颇丰，有和施耐庵合著的《水浒传》、代表作《三国演义》等。从罗贯中的传世之作《三国演义》中，体现出罗贯中的博大精深之才，经天纬地之气。他精通军事学、心理学、智谋学、公关学、人才学……如果没有自然智慧，丰富的实践，执著的追求，何以能成为这般全才？他主张国家统一，热爱中华民族，弘扬民族传统美德，痛恨奸诈邪恶。在《残唐五代史演义》中，我们看到了罗贯中依恋故土、缅怀英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他动情地写道：
两岸西风起白杨，沁州存孝实堪伤。
晋中花草埋幽径，唐国山河绕夕阳。
鸦谷灭巢皆寂寞，并州尘路总荒凉。
诗成不尽伤情处，一度行吟一断肠。
他在中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同时，也为世界文学的宝库，增添了灿烂的光彩。 罗氏家族很重视对后代进行“水源木本”的家族历史教育，一直保持了“耕读传家，诗礼教子”的家风。在这种家传的影响之下，贯中从小喜爱读书，博洽经史，为后来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则是多方面的，充分地显示了罗贯中在人物的刻划方面有着惊人的技巧。全书四百多个人物形象中，不管是曹操、刘备、孙权这些群雄之首，还是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鲁肃、周瑜、黄盖、郭嘉、许攸、张辽、陆逊以及王允、董卓、吕布这些巨谋勇将，忠奸之臣，都具有鲜明的生动的个人特性。尤其是对张飞、诸葛亮和曹操的形象塑造，真可谓出神人化，呼之欲出。
罗贯中对战争的描绘是极其成功的，这一点充分证实他确实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的战争活动。所以能够把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场，瞬息变化的战斗形势，描述的那样千变万化，各具特色，显示出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然而，正是由于罗贯中有参加战争的经历，再加上他超人的艺术技巧，以及创作时的苦心孤诣，惨谈经营，才在他的笔下出现了描述战争战役，重点突出，错落有致，疏密相间，虚实照应；铺排战争场面，大肆挥洒，波澜起伏，风驰电掣，气势磅礴；渲染战场气氛，随意勾勒，生动逼真，有声有色。
罗贯中是我国元末明初的一位杰出的古典小说家，是他把章回体小说这一文学式样推向成熟的阶段。后来的很多学者和作家曾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把他同司马迁、关汉卿相提并论。他的伟大的文学创作成就，成为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他所创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而且被翻译成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在国外，他的《三国演义》被称之为“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而《大英百科全书》则称他为“第一位知名的艺术大师”。
诸葛孔明：
公元220年，诸侯并起，天下纷争。山清水秀的竹林间，茅舍内，一位中年男子头戴纶巾，手握羽扇，身在茅舍，心系天下，看兴亡成败，胸中尽万点河山，道：“人和者，得天下也。”于是三顾茅庐的佳话造就了一代伟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诸葛孔明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干，建蜀国，兴汉业，历经图治，呕心沥血。
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有通天彻地的才干，深谋远虑，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呼风唤雨。他神机妙算，料事如神。草船借箭，三气周渔，借东风赤壁之战。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司马面前摆空城。威镇八方，“真乃神人也。”他调兵遣将，知人善用。赤壁之战中，明知关羽乃情义深重，知恩必报者，亦派其扼守要道，结果华容道上关羽顾念旧恩，宁舍己而放走了劲敌曹操。有人道，此乃孔明之过也，错失良机。然却不尽然。看，当主公刘备急切地加以阻止时说：“云常乃性情中人，必放曹操，贤相怎可让其扼守要道？”孔明听罢，仰声长叹曰：“此乃天意，天不灭曹。若魏国亡，东吴势必崛起，此乃一劲敌，又占地利只势，蜀国必难与其相抗衡，势必亡矣。今三分天下，呈三足鼎立之势，我等趁此良机，兴农业，固粮仓，养精蓄锐，方可破敌。而云常经此一战，必更忠心效蜀，此乃臣之大计也！”由此看来，放走曹操绝非偶然，亦非孔明之败笔，实乃形势所逼，无奈之举也。
其时三足鼎立，蜀国力量较为弱小，诸葛亮苦撑危局，自然注重网罗人才。蜀中名将除关张赵马黄外，还有一位就是魏延。诸葛亮在对其的使用上可谓煞费苦心。魏延也算能够骁勇善战，屡建功勋。但此人不够忠诚，诸葛亮料定他日后定会谋反，但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此人不可不用，尤其在关张赵马黄等人凋零之后。况且你如不用，就有可能为敌所用。诸葛亮一边用他，一边又防范着他。待到诸葛亮操劳过度，病危之际，密令魏延断后。当夜魏延忽作一梦，梦见头上长出二角，得知乃大吉之兆，遂起兵谋反，果应孔明之言。诸葛亮早有安排，并留下锦囊妙计，才有马岱砍下魏延首级之举。知道其有谋反之心，还要用之，如走钢丝一般，诸葛亮成竹在胸，自己在世其有惧怕之心还不敢公然造反，不用可惜。在其造反之前杀之，又让将士们寒心。只有在其身边埋下伏兵，待其反时一举杀之，一般而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在特定形势下，如何变通的取得最佳之效，实乃大智慧也。
街亭之战中，马谡争先，一再狂言不休，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这是他的失察。派王平协助，岂知马谡怎肯听王平之言，再度失察。结果失去战机，失去所得之地，失去了将得的胜利，失去了锐气，失去了灭魏兴汉的大业，失去了政治家、军事家所应有的明智，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此乃孔明人生的一大败笔。这当中固然有孔明失察之过，却也不尽其然。马谡请兵时，孔明虽有疑虑，但因对其有好感，故委以重任，究其根源，乃一“情”字。事后孔明挥泪曰“吾与汝义如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嘱。”这一哭，一挥手之间，深深的自责，贻误战机，用人不当，也害了马谡，累及全家，可见其“情”之深。对马谡家属的安置照顾，又可见其“义”之重。
马谡将斩，虽心中不忍，无奈执法严明，不得不斩，恨自己知人不能善用而哭。街亭失守，战局不能扭转，兴汉渺茫，于是悲从中来，怎不流涕？马谡斩毕，孔明又大哭不已，“吾非为马谡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咐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其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痛哭耳！”大小将士，无不流涕。他深恨己之不明，失去了兴汉大业，对不起先帝的知遇之恩，一片深情，又是一个“情”字。
三顾频繁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表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一代诸葛武侯，其情，苍天可表；其义，大地为之动容；其智慧，千百流传；其忠诚，为后世人所景仰，可谓：一缕清魂天上逝，留得清白在人间！
爱国主义的民族英雄
航海家郑和
郑和，作为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的一位杰出人物、一位伟大的航海家、一位世界和平友好的使者，他七下西洋，成为世界航海史的伟大壮举，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在人类由区域文明向世界文明的转换过程中起到了开启的作用，郑和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和文化价值。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他用毕生精力设计的《建国方略》中，通过盛赞郑和下西洋，寓意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号召人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建设近代化的国家。郑和与班超、岳飞、郑成功、林则徐等都是民族英雄，闪耀着爱国主义时代精神。
公元1405年，欧亚大陆的南方海岸线上，出现了一支规模巨大的船队。它们穿越了岛屿众多的南海和马六甲海峡，完成了横渡印度洋的壮举，并且抵达遥远的非洲东海岸。有历史学家猜测，这些船队甚至绕过好望角，完成了环球航行。两百多艘巨轮组成的船队仿佛一支漂移的海上城市，令所有的目睹者惊讶不止。郑和船队带来了一个遥远的东方古国的文明礼仪和各种高贵的礼物。世界知道了那个伟大的国家，叫中国。
当明朝皇帝朱棣决定派遣这支由两百多艘船只和两万多人的船队出使西洋时，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是一项可以圆满完成的使命。可以说，朱棣是当时世界上惟一一个具有如此雄心的皇帝，他幸运的拥有了一个同样不凡的船队统帅——郑和。究竟是什么使得郑和把皇帝的异想天开变成不可思议的现实？六百年前的中国，是否能够造出相当于一个半足球场面积的超级巨轮？在没有无线电和卫星定位系统的明朝，这么多艘船又如何能够步调一致地穿越大洋？历史已经把结局告诉了我们，二十八年间，郑和曾经七次成功地率领船队出使西洋。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人创造的海上奇迹，它是世界航海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也因此而改变了世界的历史。
公元1405年7月11日，在我们这个星球的海洋上，第一次出现了一支如此大规模的船队。这支由大明王朝永乐皇帝派遣，由郑和统帅的船队，在此后的二十八年间，七下西洋。出访了东南亚、南亚、西亚，远至阿拉伯地区和东非；历经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史称 “郑和下西洋”。从这一天起，中国伟大的航海家引领人类的航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从这一天起，中国人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后，又大规模经由海洋向世界伸出了友好的臂膀；从这一天起，万里海路见证了中国人的意志，智慧和领先于世的航海科技。
六百年过去了。追述壮举，我们依稀可以想见那时的帆影和波涛。我们在自豪与敬佩中思考：是什么力量使得郑和完成了这不可以思议的航行？郑和穿越了怎样的暴风骤雨和历史迷宫，才成为这场海上奇迹的主角。
郑和下西洋时代标志着明代的政治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了，这是一个事实，就是永乐宣德时期，它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组成这样一个庞大的船队，花那么多时间，花那么多的钱财去进行远航，它必然有一个经济基础。
朱棣是当时世界上惟一一个具有如此雄心的皇帝，他幸运地拥有了一个同样不凡的船队统帅。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郑和把皇帝的构想变成不可思议的现实？
1403年，整个中国都处于重大的变化之中。纪年由建文改为永乐，此后北平则改为北京。永乐皇帝的海上梦想，几乎把整个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变成了一座巨大的造船厂。从1403年到1405年，几年当中，全国共建造和改造了两千艘以上的船只。 从各地征招来的下洋官兵每天都进行着紧张的训练，应付海上突如其来的变化。宝船厂内的工匠们也在夜以继日地奋战。对于关系到上万人生命和国家重任的海船质量，作为统帅的郑和更是不能掉以轻心。
1405年冬季的长江，上百艘海船顺流而下，上千只风帆如同海上开放的绚丽花朵。三十五岁的郑和站在甲板上，这个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郑和的一生命运多舛，当他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就从云南滇池边被掳到了北京，又跟随朱棣，血雨腥风，一路打到南京，并升任为内官监太监。从现在开始，他将要把自己的人生和事业，托付给海洋。此时的郑和面对的是波澜壮阔的大海，这使他个人生命中的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他将面对变幻无常的海洋和吉凶难卜的旅程，除了中华民族拥有的勇敢和坚韧，他此时所能依靠的，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宝船所能提供的物质保障。他们将穿越凶险遍布的海洋，打通遥不可及的东西方航道；他们可能抵达祖先从未涉足的地方，将让世界目睹一个东方王朝的文明与兴盛。他们拥有世界一流的战船，但却为沿途各国带去丰厚的礼物和平等的贸易。他们将向整个世界表达一个礼仪之邦天下同福的理想。
《郑和航海图》非常详细地标出了沿线的参照物、航向、水深、浅滩、礁石等等。在水罗盘的指导下，可以近乎完美地到达目的地。郑和的船队中有着被称为火长的领航员，他们同时也负责修订和记录走过的航程。没有航海图，一支船队无论怎样装备完善，它的前途都不可设想。郑和必须有自己的航海图，以确保到达目的地并且安全返航，同时为以后的航行提供重要的参照。“剌那麻”就是阿拉伯和波斯语的一个译音，本来的意思就是航海图经，海道图经这样的东西。元朝时期，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航海技术被中国人所了解，这个技术的了解对于明朝初年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应该是打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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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的船队在长乐等待季风的同时，也在等待着几百公里以外的一船船青花瓷装进远洋的宝船。
青花的旅程是从长江边上的一个古镇开始的。这个以宋真宗“景德”的年号命名的古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昌江河谷，是一个山清水秀、景色幽丽的山城。这里的瓷土、高岭土矿藏丰富，是青花瓷的发源地。青花瓷是一种白地蓝花的瓷器，这种瓷的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在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命力。青花瓷一经出现，迅速地得到传播和发展，在元代即已输入日本、印度、土耳其、伊朗、埃及等国。青花独有的蓝色，从元代开始就由西洋进口，这种被称为苏麻离青的矿物质与景德镇白色高岭土汇合，至今仍是世界各大博物馆的珍藏品。
景德镇的官窑在明初时只有二十座，到了宣德年间就增加到五十八座，成为中国著名的“四大官窑”之一。 这个陶瓷能够成为丝绸之路的，成为一个国际贸易商品，一定是由于海路的开发，从海洋开始。
在福建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中，郑和描述了下西洋的壮观景象。“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
1405年的初冬，郑和率领着船队从南京出发，经过600多公里的航程，到达福建长乐的太平港。1406年初，大明船队从太平港出发向着南方的台湾海峡进发。台湾海峡是中国东海及其北部邻海与南海、印度洋之间的交通要道。这里是多风暴地带，世界上对台湾这个词的最初了解，是因为每年这个岛附近海域形成的台风。风浪将使郑和船队经受第一次考验。
这个海，如果没有大涛的浪，就是很大，慢慢地浮上来，有一个波峰和一个波谷，就是证明这个海不是很紧，很松驰的样子，它也同样浮上来，浮下去，行船的人都知道，海面肯定有台风。郑和的远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远航，对于船队的总指挥郑和来说，应付瞬息万变的海上天气是他远航重要责任之一。时至今日，中外人士对于在世界科技尚未昌明的古代，中国能够派出这样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长期驰骋于风浪骤变的大洋，仍然表示钦佩和赞叹。二百多艘木帆船的结构设计、航海性能，水手们的驾船技术和航海经验，面临着严酷的考验。如果，船队还没有进入南海就被暴风雨所终止，那么，以后的奇迹都不可能发生。郑和率领他的船队成功地闯过了第一个险关。海洋，造就了伟大的航海家郑和，郑和也由此书写了世界远洋航海史的千古绝唱。
在这条航路上，的确发现过不少沉船。1974年，福建泉州的后渚港便发掘出了一条完整的宋代海船。在泉州所出土的、发现的在海港的那个大的木船，那是宋代的。你说这些船是小船，是内河航行的，还有理由。但是泉州的那个船是海船，海上航行的。它的舱也是那种设备。这样看起来，我们的造船技术确实是领先于世界的。
这艘宋代海船出土时残长二十四米二，宽九米一五，深一米九八。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他的《游记》中有这样的描述“中国船只用极大木料衔接，木料用巨钉钉牢，钉长为三腕尺。”中国从汉代开始造大船，至宋代发展成熟， 元、明两代的造船基地大多是在宋代的基地上发展而来。这艘出土的宋船居然已经拥有了水密隔舱。中国的造船工匠在一千年前就已经把水密隔舱的技术运用到海船上，他们的创造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古代（已经）出海的渔民，经常把竹子绑起来，做成一个竹筏，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大家发现竹子的浮性比较好，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竹子一劈为二的话，（就可以出来一个，一劈为二一半，）这个一半就相当于一个船，这个船这个水密舱壁的来历就在于此，但是由于以前工业技术的落后，这个水密舱壁不能连到船上。直到唐代以后，唐代的时候，我们才由出土文物里头发现，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就已经有了水密舱壁了。这个水密舱壁在我们这个泉州出土的古船上面有很好的展示。大家通过这个可以生动地看到我们这个水密舱壁，中国的水密舱壁是有一个创造性的发现。
欧洲直到几百年后，才学会了使用水密隔舱。李约瑟博士曾说：“在十八世纪末叶的几十年中，在西方，构筑自由浸水式的水密隔舱壁尚属空想。
肆虐的暴风雨终于平息了。它没有能够改变船队的命运。暴风雨过后，天空蔚蓝如洗，一平如镜的海面上，那支不屈的船队仍然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行。风暴考验了郑和的指挥系统，也考验了宝船。郑和七次下西洋，每一次的往返时间都近乎两年甚至更长。漫长的海上航行，把上百甚至几百名的船员限制在了一艘船上，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们要一起工作，战胜困难；也要一起生活，互相照应。郑和宝船，既要完成一个大明王朝睦邻友好的使命，自身也是团结和谐的整体。他们的团结和意志，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
对于所有可能的危险，宝船在设计上已经有所准备。宝船仿佛一座巨大的城堡，保护着所有人员货物安然无恙。
中国的造船技术在当时的世界上首屈一指，民间有许多身怀绝技的造船者。现在，在郑和的召集下，他们汇聚到宝船厂，投入郑和下西洋的伟大事业中。1403年，皇帝下令福建建造137艘远洋航行的帆船。三个月后，又命江苏、江西、浙江、湖南、广东诸省，建造另外两百艘船舶。同年十月，朝廷又下令沿海各省迅速将188艘平底运粮船进行改造。造船的浪潮，从公元1403年一直持续到1406年，从《明实录》上查到的数字证明，这几年中，全国共建造或修复了1681艘以上的船只。几乎整个国家都投入到这项浩大的工程中。
宝船尺度
若是按照这个尺寸换算成公制，这艘船的长度是一百四十八米，宽度为六十米。这个面积比今天的一个国际标准的足球场还要大。在尚无螺焊工艺的明朝，造出如此巨大的宝船，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整个宝船甲板下面分四层，上面有三层。接近船底的两层，一层是压舱石，一层用来储备粮食和淡水；靠近甲板的两层供船员和战士的居住。甲板上的第二层是官员卧舱，这也是整个宝船最舒适的一层，晃动最小，空气最好、视线也最好；甲板上第三层是工作间、高级客舱和导航瞭望的地方。
这座宝船厂兴建于朱元璋时代，永乐皇帝决定下西洋以后，宝船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从宋代开始，一千年的远洋航海史早已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重要的航海国家。在郑和出航之前，这个古老的国度已经为他准备了精湛的造船和航行技术。只要具备足够的勇气，中国制造的宝船就有能力把人们送到天涯海角。
在郑和下西洋的伟大事业中，凝聚着千万人的共同努力。那么，他们造出的，又是什么样的船呢？在南京长江边上的中保村，就是当年郑和建造宝船的原址。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不断地在此进行着考古发掘工作。
在塘的底部，发现了三十四处当时木结构的建筑基础，很密集，一般是长方形的，方形的，也有椭圆形的。本身做的结构不一样，从东往西排过去一直有三十四处。现在我们知道，当时因为发现这个东西呢，原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样的遗迹。现在看来这都是当时在塘里造船的时候，搭的建筑平台的基础部分。
耕土层下面，依次是黄土层、黑土层和河沙土层。挖塘的时候，先挖塘口的原生土，把挖出来的土向两侧堆积，形成黑土层；黑土层上面，就是从远处运来的黄土。
根据专家推算，将七个作塘堤岸垒成1米5高的黄土层，就需要50万以上的人工。
发掘的三十四处遗迹，从东边一直往西边，基本呈一条线排列的，每个遗迹之间间隔距离不等，有的挨得比较密集，有的相对来说还比较远一点，这样能看出一点这个遗迹基础底部排列的规律来。这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哪儿呢？这些造船使用平台的基础，可以告诉我们，当时，船是怎么造的，现在通过我们从东往西这个遗迹的排列，我们可以初步认为，当时的船应该是东西向排列造的，不是像有些专家认为这个船可能是南北方向造的。这样东西向造的，有一个最大理论就是说，这个塘本身四百多米长，完全是有可能造大船的地方。
宽达四十米的作塘，为制造巨型船舶提供了可能。宝船厂下设许多分厂，根据不同的工种，编为四箱：分别为木作、铁作、舟念作、篷作。
宝船厂遗址出土的文物数量超过1500件，其中包括木器、铁器，棕绳，油泥，种类也很丰富，数量也很大，与一般考古发掘相比，实属罕见。非常重要的是一只木锤上刻着的一个大大的“官”字，表明这个大型船厂的皇家背景。
宝船厂出土的每一根木材都刻有编号，这表明船厂已经使用了标准化生产和流水线作业。一支庞大的船队即将展现在郑和的眼前。这使他对即将开始的航行充满渴望。只有在波澜壮阔的海上，那些精心制造的船舶，才能接受考验；一个王朝的抱负，才能得以施展。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见到了宝船厂的遗迹。我们是否有可能与一艘古代船舶直接相遇呢？
永乐年间，宝船厂的规模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了几倍，成为整个国家的造船业中心。
郑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宝船厂度过，造船的每一个细节，都关乎船队未来的命运。所有的计划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当中。当年的船只设计者们，应当有着一套完整的图纸。那些优质的木材在穿越了迷宫般的图纸之后，才寻找到彼此的卯榫穿插在一起，相互之间的力量，想必是经过严格的运算，才能确保船只安全往返于大洋之间。
宝船终于造好了。工人们开闸引水，让木船漂浮起来，并驶出船厂。这是一种天衣无缝的方法，它为制造巨型船舶提供了可能。中国至少在公元10世纪就已经广泛使用干船坞造船，而欧洲直到15世纪末才首次使用干船坞。
船队驶进漫无边际的大海。由于路途遥远，这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如何解决海上生存问题？每艘船自带淡水，水船是作为紧急情况下使用的。郑和下西洋那个时候的补给，它主要还是靠港口补给。补给的淡水，主要是靠沿海航行，靠雨水来补给。他就是靠甲港到乙港，到某一个港口，在港口里面补给是主要的。
除了保证淡水供应以外，郑和船队又是如何给船员提供必需的营养的呢？船队中专门配备了饲养牲畜的船只，使船员在航海的时候能享用新鲜美味的肉食。由于很好地解决了船员的营养问题，避免了不正常减员。这也是郑和顺利完成下西洋使命的重要原因。
郑和船队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船只共同编队组成的，以保障航行途中的各种需要。粮船，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计算，两万七八千人的饮食每天至少需要20吨以上。欧洲中世纪，英国、西班牙等国的许多航海者在海上死于坏血病；直到十八世纪初，英国海军军医林德医生才发现病因是维生素C缺乏。由两万七八千人组成的郑和船队中，几乎没有人得坏血病，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又一个历史之谜。坏血病的病因是维生素C缺乏，仅有充足的粮食是不够的。一般来说，粮食、干粮，比如说小麦或者是黄豆，它是不含维生素C的，但是呢，一旦它发芽的时候，那么维C就大量的扩增。像黄豆芽，它的维C的含量一百克可以到十几到三十毫克之间，它相当于白菜的量，白菜也就二十多个毫克。
据说，郑和船队携带上船的食物除了米面谷类、腌制品、干果、茶叶以外，存储了大量的黄豆、绿豆，用中国传统方法发成豆芽做菜吃，以弥补新鲜蔬菜的匮乏。另外，郑和船队的主要航程是在热带地区，常年草木青青，蔬果丰盛，而且又多是沿岸航行，靠岸时有维生素C延续的补充，这也许是防治坏血病的主要因素。
郑和船队已经绕过岛屿众多的南海，一路顺风，驶向马六甲海峡。因为如果你从中国要到西洋去的航线，如果经过马六甲海峡，那么是一条近路，否则的话呢，就要绕很远的路。马六甲海峡本身并不是很宽，无论从哪个方面都非常有利的。在郑和的时代，在郑和以前的时代，都已经注意到它的重要性。
随郑和下西洋三次的翻译马欢，将数年航行之见闻写成了一本名为《瀛涯胜览》的书，此书成为研究郑和的重要文献。凡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设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
在满剌加建立的官厂，为郑和船队的远行储备了足够的食粮，蔬菜和淡水。在那支庞大的船队销声匿迹之后，基地也渐渐消失。只有马六甲的那座三宝山，坚守着最后的记忆。这座草木青翠的小山，方圆三公里，今称“三宝山”或“中国之丘”。
这座山叫做三宝山。是我们中国以外最大的一座坟山，这座山上有一万两千五百座的坟墓。据说呢，这座三宝山是明朝郑和下西洋曾经到过，曾经驻扎在的这个山麓的一个山。这么多的一个队伍到这么一个热带的地方，这样的炎热的天气，最主要是什么，喝水。为了方便这些士兵的驻扎，当时就在这附近的山麓挖了七口井。这个挖井的功夫，也可以说是后来传给当地的主人。怎么样挖井？可以说，郑和下西洋给我们本地的人，带来了莫大的好处。
这口井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水井之一，它像血脉一样永不干涸。有人说，海外的华人只要喝了井里的水，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会想起自己的祖先。郑和下西洋，不但与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也交流了技术与知识。
一阵比一阵更加急促的鼓声预示着危险即将来临。这一次，船队将与一支极为凶悍的海盗船队狭路相逢。变幻的旗语传达着郑和的命令，在没有现代化通讯设备的古代，旗语、狼烟、甚至鞭炮，都是船队传递信息的非常重要的手段。元明之际，许多贫困农民浮海到南洋谋生。
但有少数人铤而走险，入海为盗，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发展成一支非常危险的海盗集团。 洪武年间，广东人陈祖义等全家逃于此处，充为头目，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夺财物。陈祖义采取诈降的策略，表示接受大明天子招降的手谕。然而，这是一个圈套。当两船接近时，陈祖义企图利用郑和船队的麻痹发动突然袭击。一场海上大战，已经不可避免。
郑和船队是否有能力进行自卫呢？明代中国海军可以得到确认的火器，就有二三百种。明代战船上的许多士兵，都是操纵这种火器的专家。郑和的船队，同样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消灭陈祖义，保障了东西方航道的安定。船队继续向前行驶。
船队经过苏门答腊岛西北的这座名为帽山的小岛之后，才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西洋。此时的郑和在想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相信，这样的时刻，他将永远刻骨铭心。无论对于大多数船员，还是郑和本人，西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它以它的广阔无边诱惑航海者的深入，同时为他们准备了足够的风险。进入西洋以后，船员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迎来了真正困难的时期，他们为此做出了足够的准备，他们不准备屈服。
东西洋的分界实际上是有变化的，从元代到明代，从明代的前期到明代的后期，一直是有变化的。那么，我们要讲到郑和这个时期的西洋，那么这个时候的西洋，从一开始，从洪武年间的时候，这西洋也还是指的印度那一带，印度琐里。那么印度琐里还是印度东海岸科罗曼德尔那一带，可是从郑和下西洋以后，一下子西洋就凸显了。“西洋”，几乎是险恶的代名词。《明实录》有这样的记录：“始西洋发碇时，舟中三百人，至卜国仅百人。”
自苏门答腊开舡，过小帽山，向西南行进，好风十日，可到溜山国。有八大处，皆有地主 而通商贾，其余小溜尚有三千处，水皆缓散无力，舟至彼处必沉，故行船谨避，不敢近此经过。古传弱水三千，即此处也。巩珍在他的文字中描述了西洋行船的艰难。其中最主要的困难，就是随着船队离赤道越来越近，各种意想不到的热带疾病开始向船队发起攻击，来势比海盗还要凶猛。
根据古代航海惯例，身患传染病的船员将被安置在附近的岛屿上，以免使整艘的船员丧生。在离岛屿很远的情况下，甚至干脆抛向大海。在他们离开船队时，会给他们带上一份地图，希望能够可以找到归乡的路。
漫长的航行过程，给各种瘟疫提供了可乘之机。北宋朱彧的《萍州可谈》中记载道：“舟人死者忌死于舟中，往往气未绝便卷以重席投水中”。在陆采的《冶城客论》一书中，我读到了一位生病的士兵的记载。在无人所知的荒岛上，他开始了鲁滨逊式的生活，并最终回到祖国。他的故事因为真实而显得愈发离奇。
郑和的船队也曾经访问当时被称为浡泥国的文莱。遥远的浡泥国以它宁静的港湾迎候着这支疲惫的船队。在那里，船队将明朝皇帝的赏赐带给国王，船员们也将获得期盼已久的食盐、烧酒、蜡烛、菜油，特别是淡水。
早在南宋时代，文莱就与中国有贸易往来。公元1408年，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携王妃、弟弟、妹妹等150多人出访明朝。永乐皇帝就专门派了人到泉州去迎接。明代渤泥国，在今汶莱达鲁萨兰苏丹国，位于加里曼丹岛西北岸，在地理上，汶莱与新加坡、马来半岛、泰国、越南，隔南中国海相望。在马来语中，达鲁萨兰意为“和平之邦”。
麻那惹加那陛下还出席了隆重的庆祝晚宴。就在那次晚宴之后，麻那惹加那陛下突染重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也就是驾崩了。文莱苏丹去世以后，中国的皇帝三天没有理朝，是为了表示对已故文莱苏丹的哀悼，在为他举行葬礼的时候有许多友邦的使节出席了葬礼。
在大明永乐朝期间，郑和下西洋，朝廷中就有人以财力不支为由加以反对。但是，永乐皇帝以宽广的眼光，过人的智慧，意识到国家的发展有赖于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于是郑和航海事业有了一个坚定的支持者，使得郑和完成六次不可思议的远航。郑和的船队一次比一次走得更远，实现着永乐皇帝对普天之下“共享太平之福”的政治理想，那么，在朱棣死后，郑和的航海事业将面临如何境况？这支船队，以及郑和本人的命运是否会发生改变？
仿佛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朱棣的长子朱高炽，在他继位的第一天，即1424年9月7日，就下了一道停止航行的诏书。他只是提到停止，它不是禁海令。另外他说呢，把当时带的货物，一概交到内府去。
曾经充满活力的中国海岸，骤然沉寂下来。。宝船厂就在他的身边，那里是他航海事业的起点，转瞬之间已物是人非。巨大的船厂给人一种空寂之感。所有曾经发生的奇迹，都像一场尘封的旧梦。二十年来往返于中国和印度洋之间，五十四岁的郑和也许并不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将被载入史册，他所往来的三十多个国家，从此加深了与中国的友谊。
那是在1405年，郑和首航印度西海岸的科泽科德。那里是当时印度西南的大国古里。访问古里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护送朱罗王朝的王子回古里继承王位。郑和前三次下西洋，都是以古里为终点。中世纪古里是一座自由港，任何国家的船舶都可以在此停泊。郑和七下西洋，在海外建立过四个官厂，用来储藏各分遣船队的货物、船，这些地方也成了郑和船队船员的休整之地。其中一个就是在古里。
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这里一直是海船航行的中转站。古老的渔网是这里的显著标志。据说是宋代远航印度洋的中国人带来了这种捕鱼方法。今天的当地人仍然将它们称为中国渔网。这种捕鱼情景几乎是五代赵幹的《江行初雪图》的翻版。一千多年来以来，中国和世界的交流绵延不绝。
曾经多次跟随郑和船队任翻译的马欢是这样描述古里国的。永乐五年，朝廷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诏敕赐其国王诰命银印，升赏各大头目品级冠带，统领大批宝船到古里国，起建碑庭，立石云：「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暤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
从十一到十三世纪，欧洲为了掠夺东方财富，当然它是打着宗教旗号，就所谓十字军东征，最后当然是以失败告终。但是毕竟他们在这个时期，也培育了对东方的这些奢侈品，消费品和奢侈品，培育了他们的习惯，等于他离不开东方的香料了。因为你要知道香料在欧洲是没有的。一些只能在古里生产的胡椒，还有马鲁古群岛，这些香料欧洲都没有。
自罗马帝国以来，欧洲就不断追求东方香料，不惜跨越半个地球到达印度，香料贸易的收益是成本的六十倍以上。巨额的利润，驱动着那些船只，在海上络绎不绝。整整几个世纪，胡椒促使欧洲人横跨半个地球，到达遥远的东方。
从1406年12月，到第二年四月，郑和船队可能一直停留在古里，他们一边等待季风，一边进行贸易。按照当地的习惯，当地国王的代理人和船队的官员就中国船队带去的货物进行估价，并签订合同，将货物提走。等胡椒等货物收齐后，装上宝船。
在马欢《瀛涯胜览》里边提到很多做生意的情况，各地的物产，做生意的情况。很多是用货交换货的，或者是用中国的铜钱来买卖，但是用货交换货比较多，当地商人来看我们的货，我们也看他的货。那么一些传说就是商人定下来，有的手伸到对方的袖子里边去，弄三、四作为数字，定了以后，拍掌定价，不能后悔。马欢在他的书中说，这里的人们非常诚实，一些易货贸易的时间有时超过一年，但交货时仍然分毫不差。
今天的远洋货轮，已经有了非常现代化的导航仪器，然而由古代航海者发明的牵星板演变的六分仪，仍是航海必不可少辅助工具。从古里西行，船队进入浩瀚的印度洋。在没有任何地标的大洋上，航行者把星空作为他们惟一的参照物。他们手中的牵星板，使他们能够通过星辰位置的变化，来确定方位。《郑和航海图》中附有四幅《过洋牵星图》，这四幅图透露了他们航行的秘密。
牵星的时候，板的下面对好水跟天的交界线，上面就看那一个星，这样的话，就可以按照星的高度来确定用哪一块板，大的，距离比较高的，就用大的板；距离、高度比较小的，用一块小的板，下面对好水跟天的交界线，上面对好那颗星，那么这块板是五指，就是这个星的高度是五指，这板块高十一指，根据他这个两边的夹角，就决定它这个星的高度。
用现代的天文学软件，我们可以精确地模拟出古代任何一天，任何一个时刻在任何一个地点看到的实际天象。如果留下一个记载，比方说某年几月几号，他在什么样的地理纬度和地理经度上，到达过这个地点，我们就可以模拟出那天晚上（它）应该看到什么星象。纬度是二十六度四十，经度是五十五、三十四，当时的写法是忽鲁谟斯，跟现在不一样。
《大明混一图》是当时最先进的世界地图，它已经把东起日本，西迄欧洲、阿拉伯半岛甚至非洲的大半个世界都囊括了进去，郑和下西洋正是在《大明混一图》的版图中，到达任何他们希望到达的地方。
古代的忽鲁谟斯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通行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两种语言。十六世纪初人口超过五万，雄踞印度洋诸国之首。伴随着航线的不断延伸，郑和船队在这里也建立一座官厂。由于宝船过于庞大，很多时候，船上的货物由一些小艇分送到岸上进行贸易。这里有来自非洲和阿拉伯半岛的各种货物。
离开忽鲁谟斯，航行一个月，船队抵达阿曼的古港口佐法尔，这里是《天方夜谭》中水手辛巴达的故乡。近年佐法尔发掘出大量远东陶瓷，其中包括中国瓷器，时代约在十四至十六世纪之间。
阿曼文化遗产部总共收藏有四枚中国古钱币，其中两枚发现于阿曼的马斯拉岛。这两枚中国古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清晰可辨，钱币上的文字和图案非常清楚，这表明它们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中国朝代。一切仿佛都在见证郑和的旅程。乳香是中国从阿拉伯进口的最主要的香料之一，自汉代以来，中国就大量进口，明代达到高峰。乳香在明代大量进口中国，与郑和下西洋密切相关。
在中国的《本草纲目》中，记录着来自海外的药材达几百种，其中很多都是来自阿拉伯地区。甚至有些完整的药方都来自遥远的异域，中国不但向世界传播了先进的技术，也把其他国家的文化瑰宝融入了华夏文明。
乳香就是阿拉伯索格特拉岛产的，原产地在那儿，没药也是，这些都是阿拉伯半岛上的东西，这些东西原产地到现在还是原产地，没有移植到中国来，但是这一千多年,和他们医药交流，而且尤其是中国大量的长期使用这些阿拉伯药，使这些药，乳香、没药就成了咱们的常用药。这里是郑和第四次航行时到达的阿丹国，今天的也门共和国的亚丁。马欢在《瀛涯胜览》提到1421年曾来到了这里。令人兴奋的是，当地的历史档案详细记录了这批来自中国的官员。
郑和七下西洋，最后三次都访问过阿丹，并第一次将一头长颈鹿带回了中国。
《职贡图》，描绘了浡泥、满剌加国、苏禄东国等国使团访华的场面。郑和下西洋期间，访问中国的使节达到了三百多次，每年都有十几批各国政要到中国访问，开创了中国古代外交史上的巅峰。迁都庆典结束之后，正月癸巳，也就是1421年的5月9日，郑和奉命启程，开始了他的第六次航行。这是永乐皇帝生前见证的最后一次航行。
在他的第六次下西洋的时候，他要把十六个国家的使臣送回去，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送，这十六个国家的使臣，少则也有几百人，这些人他都是有相当规格的人，所以郑和这个时候运外宾、运国王，也就是旅客运输。他开辟了旅客运输的先河。
前来参加迁都庆典的十六国使节，乘坐郑和的宝船回国。来自各个国家的使臣们同时出现在大明王朝的船只上，这也是世界古代史上少有的景象。这种来自不同国度的人们和睦相处的场景，是对永乐皇帝成功的外交政策的最佳注解。郑和船队也开辟了远洋客运的先河。
当郑和的船队安全地将各国参加庆典使节送到了各自的国家，采够了所需要的货物，等待西南季风的来临。到这个时候，郑和已经进行了六次远航，残破的海船唤醒着所有关于大海的记忆，郑和亲自书写的壮丽的海上史诗，是否可能被永远掩埋在大海的深处，而不再被人想起呢？
郑和以他卓越的才华，按时完成了又一项震惊世界的壮举。这是现存于南京博物院的大报恩寺琉璃门楼。门楼后面的报恩寺塔，是根据当年一幅欧洲铜版画绘制的。这个建筑是很高大的，就是据记载是七十八点八米，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层楼高吧，那么可以想见当时城市整个的比例包括民房都是很低的，特别它是建在南京城外，就是说它是在这个城外它应该周围的建筑都是很平缓的，这样一幢高大的建筑是非常壮观的
遗憾的是，这座曾经被西方传教士记载的宏伟建筑，在1566年的3月7日遭到雷击，随即起火。虽然后来几次重修，但都没能保存下来。只有残破的石碑，仍然执著地讲述着它的往事。
《金陵琐记》记载了报恩寺塔被毁的史实。而大报恩寺的那块石碑，如今已经隐身于一片瓦舍之中。只有对历史细心的人，才能从现代街景中，寻找到历史的蛛丝马迹。1430年，宣德皇帝终于意识到了国际关系的重要性，随即颁发了命令郑和再下西洋的诏书。郑和，再一次担负起了国家赋予的政治和外交的重任。
这一年，郑和已经六十岁了。他似乎已经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为了能使后人记住他曾经创下的航海奇迹，出发之前，他在太仓浏家港和福建长乐的天妃宫中特意树立了两块石碑，记述六次航海的历程。那些文字被深深地刻入石头，被深深地刻在时间深处 ：“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回隔于烟雾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覆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佑之德也……是用着神之德于石，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以贻永久焉。”
福建长乐三峰塔。这座塔的下面，便是郑和船队当年在长乐的港口-太平港。1432年1月12日，郑和从长乐出发，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远航。出发时最明显的地标就是五虎礁。一切都像从前一样，不同的是，郑和已经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变成一个满鬓斑白的老者。海洋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对手，也是他生命中最亲密的伙伴。对于英雄来说，对手往往是他最忠实的朋友。
占城，是郑和当年离开祖国第一个到达的港口。他们在这里补充食物和淡水。郑和的最后一次航行为历史探索者设置了许多艰涩的谜局，分舟宗船队的去向一直处于人们的猜测之中。分舟宗船队不仅抵达西亚和非洲东岸，甚至可能超越以往任何一次航行，抵达中国人从未到达过的际天极地。卓越的航行技术，使郑和船队具备了穿越大洋的能力。
郑和率领的船队在忽鲁谟斯等待返航。这里是郑和船队距离祖国最遥远的一个官厂，分宗船队就是在这里分散和聚集。明朝祝允明的《前闻记》详细记录了郑和的第七次航行的日程。但却没有提及这位伟大航海家最后的时刻。
在《非幻庵香火圣像记》中间，我们看到了这么十个字：1433年，逝世于古里。郑和从长乐出发的时候，长乐县城的百姓给予他英雄般的礼遇。然而，这一次，人们没有从归航者当中发现郑和。在古里的海面上，两万多名下洋官兵失去了他们的统帅。但船队按着既定的航程，顺利地返回了祖国。
郑和下西洋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它是中国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向世界显示了中华文明的对于世界进步的无私贡献。郑和长达近三十年的下西洋之旅，是爱国之旅、和平之旅、友谊之旅、合作之旅、文化之旅、科学之旅。这支船队实践着中国皇帝对普天之下“共享太平之福”的政治理想，化解了不少国家之间的争端，这支船队不仅从未占领别国一寸土地，而且带去了古代中华文明，表明了中华民族睦邻友好的文化传统，这支船队为人类积累了远洋航行的经验以及有关海洋的知识，他们的进取精神和大胆实践，昭告了人类大航海时代的来临！
郑和下西洋把遥远的大陆连接起来，海洋不再是分割大陆的屏障，而是不同种族的人们彼此相识、彼此相知、彼此相爱的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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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6），字文正，号涤生，是近代湖南精神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创办的湘军因一改清帝国八旗制度的积弊而成为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始祖，他的家书更是因深得古文化的奥妙而广为流传，他也因而成为集孔子所极力推崇的“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的“三不朽”与一身的人物，对后世影响很大。毛泽东称他为“封建社会的精神领袖”，“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
作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曾国藩还是有可取之处的，特别是他的读书方法，至今看来仍有不少地方可供我们借鉴。
曾国藩认为读书排在首位的是立志。只有具有远大的志向才能有一种气度，凭借这种气度而驾御如山的书籍而成为贯通古今而洞明世事的人。在志向中最为重要的是“刚”和“强”，并以此来塑造性格。“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需以明强为本。”“难禁风浪四字璧还，甚好甚慰，古来豪杰皆以四字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应该来说，从读书中塑造性格，曾国藩还是有过人之处的。“高明在于天分，精明在于读书。”今天由于物质生活大大改善，不少人的性格开始变得柔弱，同时志向也慢慢消退了。这是值得警惕的现象，如果大方向把握不好，一个人就会走向偏颇的轨道，更不要说有什么作为了。
在读书中排在第二位的是“识”，这包括一些读书方法和思维方法。比如“功课无一定呆法，但须专耳……无论何书，总须从首至尾看一遍。不然，乱翻几页，摘抄几篇，而与此书之精局大处茫然不知也。”“一部未完，不可换他部，此万万不易之道。”“穷经必专守一经，不可泛鹜。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经以穷理，史以考事……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通常我们看书，或者贪多，或者懒惰，或者干脆是这山望那上高，一本书没读完就频频换书，结果看似读了不少，其实很多都是浅尝辄止的一知半解。“专主义理”则表明曾国藩注重探寻事物的本质而致力于学问的实用，这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另一方面，“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也。”中国古代的文人有很多都没有曾国藩谦虚，他们恃才傲物，藐视他人，“盖文人相轻，自古皆然”（曹丕语），“人人自为握灵蛇之珠，家家自为抱荆山之玉”（曹植语），实际上只重理论不重实践的古代文人所创造的价值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大。曾国藩也感慨“文士之自命过高，立论过亢，几成通病。”，没有虚怀若谷的思想，读书只能算“无识”。
第三是恒，即一种持之不懈的意志力，这是曾国藩强调最多的地方，有很多箴言。如“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来，虽则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虽则行船走路，俱须带在身边。……”在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说：“每日习字不必多，作百字可耳。读背诵之书不必多，十页可耳。看涉猎之书不必多，亦十页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换他部，此万万不易之道。”另外针对懒惰者无法实现有恒的遁词，曾国藩批驳道：“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埘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责时？但自问立志真不真耳！”这就是曾国藩的精神，他从一个科场屡败的愚钝书生而一跃而成为清朝为数不多的大儒，无不与这种持之以恒永不放弃的精神有关。鲁迅也对这种精神予以赞赏：“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仍非跑之终点而不止的竞技者，和看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综合以上三者，曾国藩是把“立志”放在首位，“有识”放在第二位的，“有恒”则放在了第三位，其实这何尝不是做人的道理。我觉得对他的思想加以批判吸收，可以该为如下顺序。首先是立志，志向远大，方向准确，这是最重要的，是根本。其次是有恒，意志坚定，不屈不挠，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这是成功的必备条件。最后是有恒，对事物分析要立足长远，同时方法得当就能事半功倍。我想他给我们的启示，大略如此。
在中国历史上，敢于向暴君公然叫阵的，除了个别游侠，似乎只有湘夫人姐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年秦始皇南巡，在湘江地面上突遭风暴，几乎无法渡河，顿时感到极大的惊骇，便问手下人说，这是湘君干的吗？手下的博士回答说，的确是听说过，她们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地位崇高，所以才埋葬在块风水宝地。秦始皇听罢勃然大怒，当即派出三千名苦役犯，砍伐湘水四周山上的树木，让绿色的山峰变成光秃秃的赭色，藉此向娥皇和女英泄愤。但这种可笑的复仇行动，根本无伤女神的毫发，只能泄露暴君内心的怯意。
娥皇女英所引发的风雨，其语义是相当暧昧的。它既是宣泄怨恨的手段，又是“巫山云雨”式的调情方式。她们在湘水上神秘出没，姿容美丽，风情万种，所掀起的“情色风暴”，构成对极权主义的剧烈挑战。但她们不仅激怒了秦始皇这样的独裁者，也点燃了来自世俗社会的想象，成为民间男子的迷恋对象。
屈原在《九歌》中率先展开了对她们的盛大赞美。他激情洋溢地形容“湘夫人”降临白沙滩时的情形：她目光渺远，神色哀恸，出现的时候，四周的景色都为之大变：秋风强劲地吹动起来，洞庭湖上掀起波涛，树叶在天上飞旋飘舞，一派哀愁凄凉的景象。而屈原的爱意在其间不可阻挡地生长。他精心修筑“爱巢”以等待“湘夫人”的到来，仿佛是一场痴情的单恋。尽管“湘夫人”最终没有露面，但他的叙事和赞美已经构成暧昧的符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不露面的偷情者”，她们的故事激发了无限的想象与向往。
这是被浪漫的楚文化所浸润改造了的形象，从母系社会后期到父系社会早期，楚人的情色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着中国长江流域中段的大片领地，成为一种罕见的话语力量。屈原是这方面最杰出的文本代表，他的诗歌把情色与政治融为一体。但情色的意义并不限于推进种族繁殖，而且也是诗人自我神性的证明。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诗人像屈原一样“无耻”地公开表达与女神交媾的欲望，因为与女神的性交将验证屈原的神性血统，为这个人的政治抱负开辟无限广阔的道路。
中国历史人物受到普遍崇拜者，莫过于孔丘和关羽。孔丘是儒家鼻祖，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孔丘之被尊为“至圣先师”、“文宣王”等等，本是情理中事。关羽是三国名将，但三国时英雄辈出，名将如云，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将领更难以计数，何以唯独关羽能超拔于历代名将之上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崇拜，“直并文宣归圣域”，被尊为“武帝”而与“文圣”孔丘并驾齐驱，明清时期供奉关帝的“武庙”甚至大有超过供奉孔夫子的“文庙”之势。其中的原因，很值得深入探寻。
一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今山西临猗西南）人。他与张飞同刘备一道起事，协助刘备建立基业，后镇守荆州，为东吴所杀。西晋史学家陈寿撰《三国志》为其立传，着重记载了他的忠义和勇烈。就忠义而言，他与刘备“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难”。建安五年为曹操所擒，曹操礼之甚厚，初拜偏将军，在刺杀袁绍大将颜良后，又表封为汉寿亭侯。但关羽不为所动，在“立效以报曹公”之后，“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就勇烈而言，他早年于万众之中斩颜良首级；受箭伤后，刮骨疗毒，流血盈盘，而能“割炙钦酒，言笑自若”；晚年水淹于禁七军，降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曹公议徙都以避其锐”。然而，他也有心高气盛，不能隐忍的缺点。辱骂求婚的吴国使臣，轻侮南郡太守糜芳、将军博士仁等，成为其致败的重要原因。因而陈寿评论他“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有国士之风”，同时也指出他“刚而自矜”，“以短取败”。
陈寿对关羽的认识与评价代表着晋人认识与评价关羽的基本倾向。作为历史人物的关羽，这时还没有被神化的迹象。南朝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只是丰富了陈寿志传中的一些细节，补充了“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等材料，也无神化关羽的只言片语。自晋迄梁，有关三国人物的故事传说颇多，时人多有记述，如晋裴启的《语林》、干宝的《搜神记》，前秦王嘉的《拾遗记》，南朝宋刘敬叔的《异苑》、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梁殷芸的《小说》等，都载有三国人物故事，但均未及关羽，说明关羽在这一时期还没引起世人瞩目。这一时期尽管有些武将也曾以关羽的勇烈相期许，但那只表明他们认可关羽的“称万人之敌”，并不表示他们崇拜关羽的人格。
梁以后，关羽显灵的传说开始由荆州等地逐渐向全国扩散。梁末有“陆法和假神以虏任约，梁宣帝咨神以拒王琳”的传说。陈废帝光大年间（567—568），智剀禅师至当阳（今湖北省当阳市）玉泉山，爱此山佳胜，欲建寺，而沮洳旋绕，无基可卜。智剀乃入定乔木之下，见金甲神对他说：“余汉寿亭侯也，愿舍此地为挂锡处，请安禅七日，以观其效。”至期之夕，万壑震动，风号雷加，化湫潭为基址（见《秋镫丛话》）。这自然是佛教徒编造出来以神其教的谎言，但由此可见关羽在陈朝已开始被荆州等地的人民神化，不然，智剀也不会利用关羽来神其教了。隋开皇十二年（592）晋王杨广为智剀奏请在玉泉山建寺， 并亲书“智者道场”匾额。寺西北三百步，有关羽遗庙。开皇十三年至十四年（593—594），智剀在玉泉寺讲授《法华经玄义》和《摩诃止观》，其间曾举行盛大仪式，为关羽亡灵授“菩萨戒”，关羽于是成为佛弟子。智剀为天台宗创始人，由于智剀的弘扬，关羽的影响也与日俱增。
唐五代是完成关羽神化的重要时期。中唐以前，关羽作为神灵受到人们的祭祀崇拜仍然局限在荆州一带。唐代宗时任郢州刺史的郎士元在《壮缪侯庙别友人》诗中说：“将军秉天姿，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谁为感恩者，意是思归客。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隔。离筵对祠宇，洒洒暮天碧。去去无复言，衔悲向陈迹。”唐时郢州治长寿（今湖北省钟祥县，属荆州地区），原本荆州地界，诗中所云“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隔”，说明为关羽立庙祭祀虽盛行于荆楚大地，但还没形成全国规模。作者敬佩关羽的义勇，同时也感叹他流落异乡。唐德宗贞元年间董侹在《重修玉泉关庙记》中说：“惟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之敌，孟德且避其锋，孔明谓之绝伦。其于徇义感恩，死生一致，斩良擒禁：此其效也。呜呼！生为英贤，没为神明，精灵所托，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乎系。”这里所谈的关羽，显然以历史原型为依据，其所述史实不脱离《三国志》的记载。由于此次重修关羽庙是邑令张僓根据荆南节度使工部尚书江陵尹裴筠的命令进行的，而董侹此记也是奉裴筠之命而作，故记中对关羽显灵的民间传说取谨慎态度，除提到梁末二例外，余皆未及，但从中仍不难发现，当地老百姓对关羽的崇拜已达到很深的程度。人们认为，关羽其人虽死，但神明犹在，“邦之兴废，岁之丰荒”全依托于他。地方政府利用民间信仰来促进文治教化，表明统治者们对关羽文化现象开始予以政治关注。
不过，在唐代将关羽崇拜推进到全国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宗教。佛教禅宗北派创始人神秀曾在当阳玉泉山东的楞伽峰南麓建造大通禅寺，以关羽为护法伽蓝神，传法二十余年。神秀晚年被武则天召请至长安，在内道场供养，很得帝王礼敬，有“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之称。由他来推重关羽，自然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至唐末五代，关羽的影响已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对关羽的崇拜也从自觉性信仰演变为强制性服从，关羽神灵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感增大，这是宗教神化关羽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说明关羽完成了由历史人物向宗教神灵的演变，关羽成了中华民族所普遍敬仰和崇拜的神灵。唐末范摅《云溪友议》载：“荆州玉泉祠曰三郎祠，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缁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顷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慢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这种崇敬与畏惧不再限于荆州一地，它已遍布全国，成为一种普遍的民间信仰。据《北梦琐言》记载，唐懿宗咸通乱离后，京城长安坊巷就曾讹传关三郎鬼兵入城，使家家恐悚。五代时，蜀王曾命赵忠义画《关将军起玉泉寺图》，可知四川一带已盛行关羽神像。
关羽在唐末五代虽然成了有广泛影响的神灵，但其信仰主要限于民间，故其社会地位还不甚高。入宋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封赠，关羽神灵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宋徽宗崇信道教，崇宁二年（1103年）信州龙虎山道士张继元奏称曾请关羽神灵磔死解州盐池之蛟，并召其现于殿左，徽宗惊掷崇宁钱与之曰：“以此封汝。”世因祀为崇宁真君（《茶香室丛钞》卷十五），关羽便成为道教奉祀的神祇张继元的装神弄鬼无疑提高了关羽在最高封建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但这毕竟不算正式封赠。大观二年（1108年）徽宗正式加封关羽为武安王，立祠祭祀，这是关羽死后首次被封建统治者封王。宣和五年（1123年）又加封为义勇武安王。以后历朝均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封，关羽的地位也不断提高。清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引元代诗人张宪诗云：“张侯生冀北，关帝出河东。”似乎元代已加封关羽为帝，惜史籍无考。有案可稽的是，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朝廷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又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关羽俨然成了君临一切的上界天神和人间帝王。
由于朝廷推崇，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在明代也掀起高潮。关帝庙遍布全国各地，男女老幼无不祭拜，一年四季香火不断。明代文学家徐渭在《蜀汉关侯祠记》中说：“蜀汉前将军关侯之神，与吾孔子之道，并行于天下。然祠孔子者止郡县而已，而侯则居九州之广，上自都城，下至墟落，虽烟火数家，亦靡不醵金构祠，肖像以临，球马弓刀，穷其力之所办。而其醵也，虽妇女儿童，犹欢忻踊跃，惟恐或后。以比于事孔子者，殆若过之。噫亦盛矣！”著名思想家李贽说：“盖至于今日，虽男妇老少，有识无识，无不拜公像，畏公之灵，而知公之为正直，俨然如在宇宙之间也。”（《关王告文》）孙承宗也说：“凡今之细民不习孔氏，而大人不佞佛，然罔无畏爱公。如其习孔氏而佞佛者，殆如日然，天下各据其心所愿以享之。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公也！”（《重修汉前将军关壮缪公祠记》）由此可见一斑。
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对明代政治多有损革，而对明代统治者尊崇关羽的做法则予以继承并有所发展。从清世祖封赠关羽为忠义神武大帝起，历代均有加封，以致累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宜德关圣大帝。在民间，关羽崇拜现象比明代愈演愈烈，祭祀关羽的活动不分地域，不分老幼，不分节令地进行着，所谓“中原有地皆修祀，故土无人不荐香”（乔庭桂《修志有感》）。连被明代李东阳称颂为“一方烟火无庵观，三代弦歌有子孙”的孔子故里，在清代也为关羽立庙祭祀了。武庙中一副对联说得好：“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对关羽的崇拜的确超越了宗教、历史、阶级等等限制，成了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精神寄托。
二
关羽自梁、陈之际才开始受到世人瞩目，是与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魏晋至隋唐，中国政治有一个从门阀政治向世俗政治发展的过程。从魏文帝曹丕开始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实际上是用制度的形式保证了门阀士族对国家政权的垄断。历西晋、东晋、宋、齐、梁各朝，门阀士族操纵政治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所谓“高门华胄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人们的社会地位常常不是由他们的才能和德行来决定，世人所崇拜的往往是门第和族姓，谱牒学在这一时期盛行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魏晋时期，由何晏、夏侯玄、阮籍、稽康等标举的名士风流，固然反映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以及名士们的不同生活态度，但它实际上仍然是门阀政治的文化表现，代表着当时的时代精神。当时为社会所关注和受到社会尊崇的人物，包括这些风流名士，都是士族子弟，象关羽这样出身低微的历史人物自然不会引起社会上层那些控制社会舆论的人们的注意。
南朝后期，士族门阀政治开始发生变化。齐、梁时期，中层阶级参与政权，透视出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消长的新信息。从梁末开始，士族对国家政治的控制逐渐减弱。到陈朝时，士族势力受到打击，寒门庶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出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精辟地指出：“南朝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为东晋，二为宋、齐、梁，三为陈。东晋为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协力所建，宋、齐、梁由北来中层阶级的楚子与南北士族共同维持，陈则为北来下等阶级（经土断后亦列为南人）与南方土著掌握政权的朝代。”（《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门阀政治让位于世俗政治已是大势所趋。自隋文帝开始试行分科取士，至唐形成制度，世俗政治才得以在制度上被确立。世俗政治不重门第而重功名，个人的才能事功成了评价人物的主要标准。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身为亡命之徒而能凭藉义勇辅佐刘备成就帝业，并受到诸葛亮称赞又使曹操畏惧的关羽，自然为时人所敬重了。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而从南朝后期开始，庶族地主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隋唐之际，庶族地主经济开始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唐代中叶，官田锐减，均田制被破坏，庶族地主土地私有制全面取代士族地主土地私有制，世俗政治最终取代门阀政治正是建立在庶族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宋代实行契约租佃制，改变了以前身份性地主着重对农民实施人身束缚的做法，转成以经济剥削为主、超经济的人身强制为辅，这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世俗政治的社会基础，也进一步刺激了人们通过自身努力而不是依靠门第出身寻求个人发展的政治热情。
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必然带来社会政治的发展变化，九品中正制与士族地主经济和科举制与庶族地主经济的联系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而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变化也必然带来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魏晋南北朝的门第观念、名士崇拜和隋唐以后的功名追求、恐龙崇拜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关羽的沉浮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不过，关羽被社会所重视并不必然被社会所神化。关羽的被神化自有其特殊的社会土壤和条件。
关羽神化首先发生在荆州，这与荆州人民历来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荆州人民对关羽有着特殊的感情。关羽后期一直镇守荆州。这位平民出身的将领“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治军爱民，保境拒敌，带来一方平安，人民深受其惠，也深致敬佩，对于他的突然壮烈遇难，自然感到特别的震惊和悲痛，更加怀念关羽的忠义和神勇，幻想其死有余烈，英灵不泯，希望他的神灵继续庇护一方生灵。于是便有许多传说产生，自发兴建的庙宇出现了，自觉的祭祀活动也开展起来了。不过，这种局限于一地的民间习俗在门阀政治时代是不会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的，其社会影响也就有限。而在世俗政治时代，这一习俗很能引起追求功名事业的普通人们的情感共鸣，关羽显灵的传说也就不胫而走了。
推动关羽神化的一支重要力量来自宗教，特别是佛教。佛教自东汉明帝始传入中国，先在社会上层流行，后来才向全社会扩散。自汉末至魏晋，佛教徒在积极翻译介绍佛教经典的同时，一直致力于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然而，这一时期尽管出现了许多佛教译经大师，整理了许多教义教规，但始终没能形成本土化的佛教教派。陈隋之际诞生的天台宗，可说是中国第一个本土化的佛教教派。天台宗的创始人智剀以其佛学家的宗教敏感，充分认识到关羽显灵的传说对于佛教本土化的意义。这位在荆州华容（今湖北省潜江市西南，属荆州地区）出生并长大的高僧把荆州人民十分崇敬而又能体现社会政治转型期的时代精神的关羽请进佛门，使关羽成为佛弟子，既突出了天台宗这一教派的中国特色，又仍然保持了这一教派的浓厚宗教色彩，为佛教的本土化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智剀可说是使关羽神化和宗教化的一个关键人物。天台宗之后，禅宗在推动关羽神化普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核心人物是神秀。北派禅宗创始人神秀在蕲州黄梅（今湖北省黄梅县）双峰山东的冯墓山跟随五祖弘忍参禅多年，后又在荆州当阳大通禅寺传法二十多年，既切身感受到荆州一带的人民对关羽的敬仰和崇拜之情，又从他们崇拜关羽的文化期待中领悟到普及佛教的途径和方法。他对关羽的礼敬既扩大了其教派的群众基础，又巧妙地普及了宗教教义，实在是高明之举。而禅宗在唐中期以后一直是中国具有最广泛群众基础且最为大众化的佛教宗派，关羽神灵被北方人民所敬仰和崇拜发生在中唐以后，这里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关羽依靠佛教势力获得了人们对他的宗教性崇拜，佛教也利用关羽完成了它的本土化与通俗化。
如果说隋唐时期关羽主要依靠宗教力量扩大其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影响，那么，宋代的关羽则主要依靠最高封建统治者的封赠提高其政治地位，从而加强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宋代积贫积弱，长期受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武力侵扰，一次次失败带来一次次屈辱，而最高封建统治者又不能励精图治，当他们的政权受到威胁而难以自保时，便请出关羽来号召群众。他们当然不会去进行关羽显灵保护人民之类的宣传，而是要求人民以关羽为榜样，忠义勇烈，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宋徽宗加封关羽为义勇武安王即是明证。北宋郑咸在《元祐重修庙记》中说：“方汉之将亡，曹孟德以奸雄之资，挟天子以据中原，虎视邻国，谓本初犹不足数，而况其下哉？独先主区区欲较其力，而与之抗，然屡战而数败矣。士于此时，怀去就之计者，得以择主而事之。苟不明于忠义大节，孰肯抗强助弱，去安而即危者？”南宋南涛在《绍兴重修庙记》中也说：“王当汉末，天下扰攘，因遇蜀先主，为左右御侮之臣。王忠义勇烈出于天性。每摧锋破敌，所向无前，后世虽牧竖田夫，无不知其善战：此一端耳。初曹公之得王也，拜为偏将军，礼遇甚厚。及刺颜良于东郡，曹公即表王汉寿亭侯，优加赏赉。虽蒙曹公厚恩，王终无久留之态。此其去也，尽封宝货，悬印绶，拜而告辞。此忠义大节，又非战勇可方。”这些议论，联系两宋的周边环境和国内政局，不难明了朝廷推崇关羽的用心之所在。当然，这些忠君御侮的思想中也部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希望国势振作、生活安定、天下一统的善良愿望。至于金元作家对关羽忠义的赞颂，则大多表现了作者们希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的政治理想。如金田德秀《嘉泰重修庙记》盛赞关羽“忠而远识，勇而笃义，事明君，抗大节，收俊功，蜚英名，磊磊落落”，元郝经在《重修庙记》中强调“昭烈帝始终守一仁，武安王始终守一义，尽心于复汉，无心于代汉，汉统卒归之”，等等，便都是从政治层面来强调崇拜关羽的意义，表现了人们对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热切期盼。
三
明清时期，关羽崇拜达到巅峰，这与《三国演义》成功地塑造了关羽形象以及《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
《三国演义》以“桃园结义”开篇，表明了创作者的价值取向。作者对“义”的颂扬，主要是通过成功塑造关羽这一被清人毛宗岗称为“义绝”的典型形象来实现的。在关羽身上，体现了“义”的全部丰富性和生动性，展示了一个既集中传统道德精华又能为明清时期的人们所认同的古代名将的人格力量，必然引起全社会的热切关注。毛宗岗在评论关羽形象时说：“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若云长。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面如赤心，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拜华容，酬恩之谊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风光。心则赵抃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意则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是古今来名将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应该说，毛宗岗的评价是全面而深刻的。关羽的“义绝”正是他被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方人士所崇拜的根本原因。
“义”在中国古代伦理道德观念中是一个涵盖面最广因而也是最不确定的概念。按传统的理解，“使物各得其宜”便是“义”。朱熹解释“义”为“事之宜”或“天理之所宜”，也是这个意思。然而，具体到某一件事，何者为宜，何者不宜，人们的认识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君臣有君臣之宜，朋友有朋友之宜，儒有儒之宜，侠有侠之宜，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对“义”的要求也是不同的。然而，关羽之“义”却成功地满足了社会上不同人们的不同要求，关羽俨然成了“义”的化身，也即人们处世行事的楷模。
《三国演义》在描写桃园结义时有一段誓词，词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这里既有“上报国家”的忠义，又有“下安黎庶”的仁义；既有“救困扶危”的侠义，又有同生共死的情义。关羽的一生，正是不折不扣地履行着这一誓言，使“义”的表现异常丰富和生动。例如，许田射猎时企图除掉曹操，表现出对汉室的忠义；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表现出对旧主的忠义；因黄忠马失前蹄而不肯加害黄忠，表现出济困扶危的侠义；华容道上释放曹操，既表现出知恩必报的仁义，又表现出不乘人之危的侠义；秉烛达旦立于户外，则表现出对嫂夫人的礼义，对刘备的忠义和对兄弟的情义；至于他与刘备、张飞的情义，可谓“财贿不动其心，爵禄不移其志”，善始善终，表里如一，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为古往今来朋友兄弟之谊的最真最善最美的典范。关羽的这些义举，反映着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涉及到社会伦理道德的方方面面，有些本来不容易统一的东西却神话般地在关羽身上得到了统一，这就有可能使关羽超越阶级、阶层、集团的某些限制而成为全社会崇拜的人物。
正因为关羽身上综合有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要求，所以人们崇拜关羽的目的也就不尽相同。据明代出版的《关帝历代显圣志传》中关羽在明代显灵事例，就有劝忠劝孝、杀敌御侮、惩恶扬善、救助商贾等等内容。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十分活跃，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传统等级观念和伦理道德受到冲击，而要求加强社会交流、扩大社会联系的思想得到发展，朋友义气受到下层群众的普遍欢迎。《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能够“使君臣劝忠，朋友劝义”（李贽《关王告文》），而“朋友劝义”无疑是关羽形象最能打动普通群众的地方。人们赞赏桃园结义，主要不是赞赏关羽对刘备的忠诚，而是赞赏刘、关、张三人“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义气，肯定他们的兄弟之亲，手足之情，以及生死与共，始终如一。即所谓“公与昭烈，谊同兄弟，誓结死生，苟利社稷，遑论其他？”（孙承宗《重修汉前将军关壮缪公祠记》）“交契得如君，香烟可断云”（李贽《谒关圣祠》）。人们之所以这样欣赏关羽的义气，正反映出明中后期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人们寻求加强交流与合作，希望互相帮助，患难与共，以应付激烈的社会竞争及各种突然事变的普遍社会心理。刘、关、张没有铜臭味的桃园结义对世俗生活中的重利轻义行为也是一种反讽，自然为世所重。李贽便尖锐指出：“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谁识桃园三结义，黄金不解结同心？”（《过桃园谒三义祠》）表现了人们要求摆脱世俗偏见而追求真情实谊的美好愿望。
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和会党结社也利用了关羽的影响，他们以桃园结义为榜样，义气相激，成为其内部团结合作的精神纽带。流传甚广的白莲教便信奉关羽；三合会“各公所均祀关羽，每以六月二十四日为其忌日，以五月十三日为其生诞，皆庆祝”（徐珂《清稗类钞》卷六十六）；哥老会的“开山式”，于会场中挂关羽神像予以礼拜……由于这些宗教和会党在民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因而关羽崇拜也被普及到社会底层的各个角落。
封建统治者推崇关羽，显然与普通百姓的目的有别。例如明万历年间朝廷极力推崇关羽，便与九边战事特别是辽东威胁有关。辽东边防的巨大压力，使最高封建统治者感到了政权的危机，于是他们试图通过推崇关羽，强化将领的忠义之心，鼓舞士卒的勇烈之气，以稳定边防，维持其统治。缪天成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作《关王庙记》中便说：“公（指关羽）之智在生前已严正伪之辨，公之智在后世必明战守之宜。我辽海为神京在臂，大小武臣，非公之忠勇无所矜式，远近属国，非公之威灵无以震摄，况锦尤边境要冲乎？故卜城西胜地，襟山带水，筑庙安公，以为一方保障。”显然，锦州府所建关庙正是贯彻了政府的政治意图。清朝统治者尊崇关羽也同样有其政治原因。据《缺名笔记》记载：“本朝羁縻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即《三国演义》）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州自认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其后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携贰焉，于是累封为忠谊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宜德关圣大帝，以示尊崇蒙古之意；时以蒙古于信仰剌麻外，所最尊奉者，厥唯关羽。二百余年，备北藩而为不侵不叛之臣者，专在于此。其意也如关羽之于刘备，服事唯谨也。”当然，把清朝统治者尊崇关羽说成仅仅是为了羁縻蒙古似乎过于狭隘，其实，他们提倡关羽之“义”也是利用了“义”的多义性以及关羽在汉民族中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样有羁縻汉人的意思。推崇关羽在清代政治中无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利用其他任何手段都无法达到的。
关羽崇拜是一种独特而复杂的文化现象。一千多年来，它一直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充实或更新着自己的内涵。直到今天，这一文化现象也仍然没有完全成为历史。尽管大陆的关羽崇拜远没有明清时期那样的声势与规模，但对关羽崇拜者实在不乏其人，有不少地方恢复或重建了关庙，关公神像也颇受群众欢迎。海外华侨和华人社团崇拜关羽的热情不减，关庙在东南亚各国仍很普遍，这一切无不说明，对于关羽崇拜这一文化现象的全面认识和科学评价，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十分现实的文化意义。我们只有搞清楚了这一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才能正确地评价它，合理地利用它，成功地引导它，以利于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宋江作为小说中的第一主角，就是忠义的化身。他的性格在既矛盾又统一的忠和义的主导下曲折地发展。他作为一个县衙小吏，能“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结交天下豪杰，但又有忠君孝亲、安于现状的习性。从“义”字出发，他“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救晁盖，也同情他们被逼上梁山，但又认为“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杀惜”后，他辗转避难，就是不想去水泊投奔晁盖，“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他劝人家落草时，也希望人家牢记“如得朝廷招安，……日后但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但与此同时，贪官污吏对他的残酷迫害，逼着他向梁山一步一步靠近。浔阳楼吟反诗，自然地流露了被“冤仇”所郁积的叛逆情绪。从江州法场的屠刀下被解救出来后，他一方面感激众位豪杰不避凶险，极力相救的“义”，另一方面也深感到“如此犯下大罪，闹了两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再难在常规情况下尽“忠”，于是他表示“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上梁山后，他牢记着九天玄女“替天行道为主，全仗忠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法旨”，一再宣称：“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他坐上第一把交椅后，即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进一步明确了梁山队伍“同心合意，同气相从，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的基本路线。就在“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旗号下，他带领众兄弟惩恶除暴，>救困扶危；创造条件，接受招安；征破辽国，平定方腊；直到饮了朝廷药酒，死在旦夕，还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盖棺论定，宋江就是一个“忠义之烈”（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自称为“书林”“儒流”的《水浒》作者，以“忠义”为指导思想来塑造宋江，并描写了以宋江为首的一支“全仗忠义”、“替天行道”的武装队伍。至于像叫嚷“招安招安，招甚鸟安”的李逵等，只是作为“忠义”的映衬而存在罢了。
三国故事中我最喜欢的段子就是赵云冲杀当阳道长坂坡。赵云此役枪挑曹营上将五十四员，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么赵云究竟杀死或者杀败过哪些有名的上将？本文将做一个总结。首先说明的是，三国各类曲艺中长坂一战说的最精彩最详细的当属评话《三国》，因此我的总结也以评话三国为主线：
1、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氏，白袍银甲，白马银枪。赵云的枪法学自三国时期武术名家童渊。童渊本来只收徒两人，一人是“宛城侯”张绣，另一人是西川的大都督张任。两人均学了他的“百鸟朝凰枪”，并且闯下了极高的名望。童渊晚年隐居深山，后经赵云求拜，收了赵云为关门弟子，谁也不知道。赵云艺成下山后，自创了一套“七探蛇盘枪”。初战成名于公孙赞与袁绍的战役，当大将文丑追杀公孙赞时，赵云单人独骑杀败文丑，枪挑鞠义，保护公孙赞，并助其反败为胜。此后赵云除了在新野枪挑曹洪的头盔，便没有再杀敌的机会，直到长坂坡当阳道，赵云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个三进三出，才真正一战威震天下。
2、高览：使一柄开山岳。赵云初冲当阳时杀的第一员曹将。颜良、文丑、张郃、高览是河北最著名的四猛将，号称“四庭柱”。颜良、文丑被关羽所杀，这次高览在赵云面前也只走了一个照面。
3、杨明：使一口刀，被赵云杀的第二员曹将。赵云救刘备部将毛仁时一个回合将其挑于马下。
4、朱慈：使一柄长斧，赵云救部将苟璋时见面便枪挑了他。
5、高平：高览的两个堂房兄弟之一，使一柄长锤，赵云二冲当阳时所杀。
6、高槐：高览的两个堂房兄弟之一，使一柄镏金铛，赵云二冲当阳时所杀。赵云连杀此二将只用了一枪。
7、晏明：使三尖两刃刀，赵云冲二营时一个回合将其挑落。
8、晏腾：使一把钢鞭，赵云冲二营时一枪钻打碎其后脑。
9、张郃：河北“四庭柱”之一，使长枪。与赵云只战了一合，心虚而败走。他是长坂坡与赵云交手过的曹将中少数没有受伤的将领之一。后受曹操之计挖陷阱欲擒赵云，结果被赵云从陷马坑中跳出。
10、韩琼：河北“四庭柱、一正梁”中的一根大梁。在南方评话中也有称为“老枪王”韩荣。河北名将韩琼在当阳道时年岁已高，须发皆白。被赵云枪挑其侄儿后前来报仇，结果赵云以梅花枪枪挑韩琼。
11、牛贤：使一柄斧子，赵云在枯井边救阿斗时遇的一员曹将，被赵云一个回合挑落马下。
12、曹洪：曹操手下八虎将之一，使一口大砍刀，被赵云照面一枪刺中大腿。
13、曹成：人称“赛养叔”，曹操手下箭法最好的大将之一。赵云冲三营时，被箭射死。
14、曹顺：人称“盖潘党”，曹操手下箭法最好的大将之一。赵云冲三营时，被箭射死。
15、王雄：人称“钻天龙”，曹操手下最好的步将之一，使一对双刀。赵云一枪从其喉咙刺入。
16、王飞：号称“入地蛟”。曹操手下最好的步将之一，使一口朴刀。赵云一枪钻打碎他的背心。
17、淳于琼：淳于兄弟之一，使金顶枣阳槊。赵云夺槊三条，连杀三将。
18、淳于安：淳于兄弟之二，使金顶枣阳槊。赵云夺槊三条，连杀三将。
19、淳于普：淳于兄弟之三，使金顶枣阳槊。赵云夺槊三条，连杀三将。
20、徐晃：曹操手下八虎将之一，使一柄开山斧，三国中最有名的勇将之一。赵云把从敌将处夺来的钢鞭飞掷击中徐晃后心镜，打得他抱鞍吐血。两人只两个回合，徐晃退走。
21、文聘：人称“金枪将”，使一杆金枪。曹操曾经三次到他襄阳家中相请，才请得文聘为他效力。文聘与刘备、赵云素有交情，因此和赵云乃假战。
22、夏侯恩：乃是曹操身旁最宠爱的侄儿，为曹操保守“青釭宝剑”。子龙将其枪挑后，把青釭剑夺为己有。
23、赛猿精：原名叫眭元进，辽邦公孙王手下的第一勇将，使一对独脚铜人，力大无穷。曹操平辽东后将其收为帐下。赵云冲中营时一枪刺中其头顶，戳得穿冠断发，幸而未死。他落荒逃到东川，投奔了汉中王张鲁。后在刘备收汉中时还是被赵云用落马金钱枪挑去。
24、公孙王：辽东番邦大王，被曹操收降。赵云冲中营时一枪震塌石牌楼，将他活活压死。
25、辕门十将：赵云冲中军营时连挑十将，具体姓名不详。
26、胡车儿：宛城侯张绣的马前步将，使两口短刀。宛城之战时偷走曹操手下第一勇将典韦的镔铁双戟，使典韦身亡。他与赵云在阵前大战数十合，被赵云枪挑。
27、刁麟翔：宛城侯张绣的马后步将，使一柄短棍。与胡车儿一起被赵云枪挑。
28、张绣：封“宛城侯”，人称“北地枪王”，使一杆虎头金枪。张绣是武术名家童渊的大弟子，但是与赵云并不相识。战宛城时由胡车儿偷走典韦的双戟，然后得以枪挑典韦。他的“百鸟朝凰枪”威震天下，与赵云大战三百回合，被赵云的七探蛇盘枪杀死。从此赵云成了真正的枪王。
29、许褚：曹操手下八虎将之首，号称“痴虎大将军”，使一口九环刀，勇猛无敌。张绣死后，他急于求战，与赵云交手二合，被赵云枪杆扫中后背，伏鞍而逃。从此许褚一生最怕子龙，直到建安二十四年汉中之战，许褚仍然被赵云枪挑。
30、张辽：曹操手下八虎将之一，文武兼备。在接应受伤的许褚时被许褚喷了一脸的鲜血，扶着许褚退归本阵。这回书正是有名的“枪挑枪王、钻打许褚、血喷张辽、吓退曹洪”。也有评话书为“枪挑枪王、钻打许褚、血喷曹洪、吓退张辽”，指的是接应许褚的是曹洪，而扶许褚退走的是张辽。
31、焦触：使一柄大斧，镇守中军帐帅旗。赵云冲出前营后，拔宝剑砍倒了中军帐大旗，四人合战赵云。
32、张南：使一柄大刀，镇守中军帐帅旗。赵云冲出前营后，拔宝剑砍倒了中军帐大旗，四人合战赵云。
33、马延：使一条长枪，镇守中军帐帅旗。赵云冲出前营后，拔宝剑砍倒了中军帐大旗，四人合战赵云。
34、张岂页：使一口刀，镇守中军帐帅旗。赵云冲出前营后，拔宝剑砍倒了中军帐大旗，四人合战赵云。
35、钟缙：上庸的守将，使一柄大刀，被赵云的青釭宝剑杀死。
36、钟绅：望陵的太守，使一柄大斧，被赵云一枪刺中咽喉而死。
周瑜（175-210），字公瑾，东吴四英将第一位，庐江舒城人。幼年与孙策相识，结为生死之交。后孙策脱离袁术自立后，周瑜主动投奔孙策。在孙策平定江东的战争中起到了谋士和武将的双重作用，用计谋收服了太史慈。孙策平定江东后，周瑜任水军都督。200年，孙策早逝，临死前对孙权说“外事不决问周瑜”。孙权继位后，也十分信任周瑜。208年，孙权西征黄祖，周瑜立下了大功。208年，曹操南下，目标直指江东，孙权战和未定。周瑜及时从鄱阳湖赶回，正确分析了曹操远来的种种弊端，使孙权决定与曹操一战。周瑜身为水军大都督，用火攻之计大破曹操，这就是有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后，周瑜攻打南郡时中毒箭，但还是拼死取下了南郡。随后周瑜割长江南岸给刘备，但刘备至京口见孙权，要求得到整个荆州，孙权同意，因此周瑜只得退往柴桑郡养伤， 在生病期间周瑜提醒孙权要提防刘备。210年，周瑜领兵攻打西川，行至巴丘城时箭伤发作，英年早逝，年仅36岁。孙权闻讯后，立即素服迎接周瑜灵柩回柴桑。
历史上的周瑜风姿英发，心胸广阔。东吴老将程普，早年跟随孙坚，自以功高，瞧不起年轻的周瑜。但周瑜并不与程普计较，最后使程普自己折服，程普说道：“与周公瑾交，如饮醇缪，不觉自醉。”到宋代时，世人还是很喜欢周瑜，这一点从苏轼的《念奴娇》一词中就可以看出。但到了元代以后，人们就逐渐对周瑜进行丑化，至到《三国演义》成书时，周瑜就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了。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周瑜和刘备的关系，周瑜一方面主动割长江南岸地给刘备，但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外交行为；另一方面周瑜又看出刘备的枭雄本色，不愿刘备一天天壮大，因此上书孙权，要求孙权将刘备软禁在京口（这就是《三国演义》中美人计的由来，但其实周瑜本人并未施美人计，孙尚香也是由孙权主动嫁给刘备的），但孙权不愿。在对刘备一方的态度上，周瑜和鲁肃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周瑜是激进派，而鲁肃则眼光看得更远。遗憾的是，千百年之后，这两个人都成为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诸葛亮的垫背人，周瑜成了心胸狭窄的代名词，而鲁肃则变成了一个老实得笨得出奇的人.
周瑜一生征战，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和横行天下的报负；周瑜少年得志，风度可人，议论英发，有口皆碑；周瑜文采超群，精于音乐，即使是酒后，仍能听出乐人演奏的音乐中的很细微的疏失，每当这时，他总要转头看一看。所以当时有谣谚说：“曲有误，周郎顾”(《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周瑜待人谦恭有礼。当时孙权只是将军，诸将及宾客对他礼仪并不全备，比较草率。只有周瑜对孙权敬慎服事，完全按君臣之礼来对待。
周瑜心胸开阔，以德服人，跟后世小说家虚构的那位截然不同。应该说，这才是周瑜的真性格。程普曾一度和周瑜关系不好。程普认为自己年龄比周瑜大，多次欺辱周瑜。周瑜却始终折节容下，从不跟他一般计较。程普后来特别佩服周瑜，曾对人说：“与周公瑾交往，如同啜饮美酒，不知不觉就醉了!”至于后人说周瑜气量狭小，忌贤妒能，被人气死，则纯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
对周瑜的才干，刘备、曹操、孙权都非常清楚。刘备曾私下挑拨周瑜和孙权的关系。一次，孙权、张昭等人为刘备送行，张昭等人先离开了，孙权和刘备谈话。刘备叹息说：“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只是他器量太大，恐非久居人下者!”曹操则有意贬低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的作用。他写信给孙权说：“赤壁之战，正赶上我的将士们染病，于是，我自己烧船退却，没想到，这下倒使周瑜成了名。”
不过，不论别人怎样评论，孙权心中有数。周瑜去世，他痛哭流涕，说：“公瑾有王佐之才，如今短命而死，叫我以后依赖谁呢?”他称帝后，仍念念不忘周瑜，曾对公卿们说：“没有周公瑾，我哪能称尊称帝呢?”
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对三国历史文化的普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它三虚七实的描写也迷惑了不少读者对历史真相的了解。三国荆州之争中小说对周瑜的描写，就与史实有很大的出入。这是小说在人物刻画上与历史真实性大相径庭最突出的例子。
《三国演义》把周瑜描绘成心胸狭窄、妒贤忌能的典型，当他一发现诸葛亮的才智超过自己，便想方设法谋害，必欲除掉孔明而后快，结果他的计谋被诸葛亮一一识破，自己反中了诸葛亮的谋算，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气得吐血身亡，临到绝命之时仍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仰天长叹。小说对瑜、亮二人在赤壁之战前后一连串的斗智、斗法写得丝丝入扣，极为生动，从人物塑造的角度讲是相当成功的，但从历史的真实性讲，则全属子虚乌有，纯粹是小说家的文艺创造。
历史上的周瑜，当然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也根本不存在“三气周瑜”的任何蛛丝马迹。若从周瑜与孔明在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们俩在赤壁之战前后的政治地位、历史作用看，真正的赢家倒是周瑜而不是孔明。才华横溢、精明老到的周瑜，实际上远远盖过了初出茅芦的孔明。
周瑜助孙吴创业江东之时 孔明尚在流寓、隐居之中
凡读过 《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孔明三气周瑜这个故事。由于周瑜才智不如孔明，第一次孔明袭了南郡又取了荆襄后，瑜气伤箭疮，半晌方苏。醒后发誓：“若不杀诸葛村夫，怎息我心中怨气！”第二次孔明设计将周瑜击败，瑜又怨气冲激，疮口迸裂，昏厥于地。第三次当孔明识破周瑜假途灭虢之计，周瑜差点被捉时，再次怒气填胸，在马背上大叫一声，箭疮复裂，坠于马下。不久，周瑜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连叫数声而亡，寿三十六岁。纵观整个故事，周瑜由于心胸狭窄，眼光短浅，常怀妒贤嫉能之心。在周瑜看来诸葛亮由于才智超群，就是他眼中钉，肉中刺，只有杀了诸葛亮，东吴天下才能太平，否则他寝食不安。正由于他这种狭隘心里作怪，才使他英年早逝，人们无不为之扼腕叹息。
我想大凡妒贤嫉能的人都是没有好结果的。君不见《水浒传》里的王伦，当初林冲落难投奔他时，见林冲是八百万禁军教头，武艺高强，自知不是他的对手，多次想拒绝他入伙，后来只得碍于柴大官人的面子勉强将其收留。晁盖等人上山时又遭到他拒绝，最后王伦落得“胸怀褊狭真堪恨，不肯留贤命不留”的可悲下场。当然，那是封建社会，无法可依的结果。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法制日臻完善的今天，一些心胸狭窄、妒贤嫉能的人为了争权夺利竟然走上了犯罪道路。为争夺“宝座”副职竟不择手段地雇凶杀人者有之，明知自己才智不如人，绞尽脑汁讥讽、中伤、打击、陷害大有人在，凡此种最终都是害人害己。
相比之下，革命前辈徐海东、肖劲光上书请辞大将军衔，粟裕三让元帅军衔，脍炙人口，传为佳话。在荣誉面前他们不但不去争，反而事事谦让，他们的胸怀是何等的宽广！人贵在要有自知之明，要知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你好，还有比你更好的，要知道社会在发展，长江后浪推前浪。别人才智胜过自己并不是一件坏事，你可虚心向人学习，扬长避短，共同进步。俗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一个人要有“厚德载物，雅量容人”的胸襟，这样才能融入别人和容纳自己!我记得一位哲学家说过：天空收容每一片云彩，不论其美丑，故天空广阔无比；高山收容每一块岩石，不论其大小，故高山雄伟壮观；大海收容每一朵浪花，不论其清浊，故大海浩瀚无涯。心灵的自由，真性的飘逸，胸怀的坦荡，气质的超然，才是真正的人。
孙武（约前551—？），春秋时期吴国名将和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其曾祖父、祖父都是齐国名将，在对内对外战争中立过赫赫战功。家学的熏陶使孙武从小就喜爱兵法，渴望探求战争制胜之道，以备将来登坛拜将，沙场点兵，在战争舞台上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可惜当时齐国内乱不止，几大家族争权夺利纷争不休。孙武无意卷入到无谓的家族斗争之中，举家迁到了南方的吴国， 躬耕隐居，潜心著兵书，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当时吴王阖闾刚夺得王位，一心想扩充军备，建立霸业，急需统兵征战的大将之才。孙武遂受好友、时任吴国大臣的伍子胥推荐入宫，并把自己撰写的兵法13篇呈献给吴王。吴王将这13篇兵法一一看完，赞口不绝，却不知孙武是否能将这些理论运用于实战，便问他：“你的十三篇兵法，我都看过了。可以小试一下指挥队伍吗？” 孙武回答说：“可以”。吴王又问道：“可以用妇女来试吗？”孙武答：“可以。”于是，吴王派出宫中美女共180人，交由孙武操演。
孙武把180名宫女分成两队，以吴王宠爱的妃子两人担任两队队长，并命令所有人都拿着戟。问她们道：“你们都知道自己的前心、左右手和后背吗？宫女们回答：“知道。”孙武又解释说：“向前，就是看前心所对的方向；向左，看左手方向；向右，看右手方向；向后，转朝背的方向。”宫女们回答：“是。”孙武命人将执法用的斧钺竖立起来，反复重申军法，然后击鼓发令向左，然而宫女们听见鼓声，觉得好玩极了，个个捧腹大笑。孙武说：“是我规定不明确，你们军令军法不熟悉，错在将帅。”于是再次三令五申，击鼓发令。宫女们仍大笑不止。孙武说：“规定不明确，军令军法不熟悉，是将帅之错；既然已反复地说明了，仍不执行命令，那就是下级士官的错了。”接着下令将两位队长斩首。吴王见孙武要杀掉自己的爱妃，慌忙派人来传命说：“我巳经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我没有这两个爱妃，连饭也吃不下，请将军不要杀她们。”孙武断然回绝道“臣既然已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下令开刀问斩。接着任命两队排头的宫女为队长，重新击鼓发令，这下宫女们左右前后跪起，都合乎规定和要求。孙武派人向吴王报告说“队伍已训练整齐，请吴王下来看看！这样的队伍，无论君王怎样使用它，即便是赴汤蹈火，也是可以的。”吴王失去爱妃，痛心不已，不想下去看。孙武说：“看来吴王只是喜爱兵法上的词句，并不想真正去运用它。”吴王虽不高兴，但却因此了解到孙武是一位既能著书立说，又能统兵作战的军事奇才，终于封孙武为将军，令他日夜练兵，准备伐楚。
公元前506年，吴国伐楚战争准备已经完成，吴王遂拜孙武为主将，率3万精兵，溯淮水浩荡西进。进抵淮汭（今河南潢州西北）时，孙武突然舍舟登陆，以3500精锐士卒为前锋，迅速地通过楚国北部大隧、直辕、冥阨三关险隘（今河南信阳南），直插楚国纵深。楚军措手不及，被迫在柏举（今湖北麻城）仓猝应战。楚军大败，吴军乘胜追击，先后用“半渡而击”等战法，11天行军700里，五战五捷，一举攻陷楚都郢都。楚昭王弃城仓惶南逃。柏举之战成了中国战争史上以三万人胜二十万人的快速取胜的光辉战例。战国时期军事家尉缭子赞道：“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
公元前484年，孙武再次显露出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辅佐吴王夫差在艾陵之战中战胜齐国，从而使吴国国威大振，在两年后的黄池会盟中取代晋国成为霸主。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里指出：“（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孙武后来的命运如何，至今还是个迷。一种说法是，孙武辅佐吴王夫差建立霸业后，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遂退隐林泉，从事著述以余终年。另一种说法是，他重返齐国，在家乡隐居授徒。
孙武被后人尊崇为“兵圣”、“兵家之祖”和“兵家之师”，除了他战功显赫外，更主要的是他留给后世一部不朽的军事名著——《孙子兵法》。该书有13篇，共5000余字。但这短短的几千字里包却含着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和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对中国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历代兵学家、军事家无不从中汲取养料，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和发展军事理论。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第一个为《孙子兵法》作了系统的注解，为后人研究运用《孙子兵法》打开了方便之门。《孙子兵法》在世界上也久负盛名。8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29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向人透露：他的军事著作中所阐述的观点，其实在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中就可以找到。他也确实对孙武及其著作深感兴趣，不仅为《孙子兵法》英译本作序，还在自己的得意之作《战略论》前面大段引述孙武的格言。
韩信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正月，这位汉初三杰之一的大功臣却被杀予长乐宫中，甚至被夷三族。窨是什么原因导致韩信的人头落地呢？
过去有的论者认为这是刘邦出于消除统一隐患的考虑。西汉初年，六国旧贵族和关东豪杰的分裂活动虽然基本上被控制了，但还存在着另一种割据势力，这就是诸侯王。西汉初年，功臣为王者七人，韩信为楚王。异姓诸王据有关东的广大区域，拥兵自重，专制一方，实为统一隐患，是中央集权的严重障碍。这就迫使汉高祖采取断然手段，来消灭包括韩信在内的各民姓王，韩信因此被贬为淮阴侯后，虽然再无一兵一卒，但其勇略震主，功盖天下的威望，仍使刘邦感到威胁，终于动了诛杀之念。
有的学者指出，韩信被杀，祸起于自请封王。在平定三齐之后，韩信与刘孝正被楚军围困在荥阳的危急关头，竟上书刘邦，自请代理齐王。后来，韩信对刘邦没有主动封其为王而深表不满，借故不肯发兵，致使刘邦在固陵一役吃了败仗。对此，刘邦极为恼火，只是迫于当时形势，不便立即诛之。以后随着局势的稳定，韩信也就成了刀下之鬼。
关于韩信被杀的悲剧结局，历来为人们评论的一个课题。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史学界不少同志就韩信是谋反被杀、其罪当诛，还是刘邦、吕雉猜忌名将、杀戮功臣的问题展开了讨论。韩信因谋反而被杀的事件，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件疑案，学者之间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韩信被杀的真正原因是他蓄意谋反。司马迁、班固、司马光以至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清代史学家王鸣盛等人，都认为韩信被杀是罪有应得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汉高帝》条中，从韩信鼓吹有功当封。贪功以及破项羽后犹拥有强兵这三点来论证“云梦之俘，未央之斩”是韩信自己造成的恶果。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信自立为假王》条，也认为韩信自立为假王，已种下被杀的祸根。韩信早在楚汉战争量紧要关头时就曾逼刘邦封他为齐王，完全暴露了野心家的中嘴脸。因此，楚汉战争一结束，刘邦就夺了韩信的兵权，并把他徙封为楚王，都于下邳。韩信到楚后，野心不死，巡行所辖县邑，出入阵列兵仗，被人告发。刘邦采用了陈平的调虎离山之计，以出游云梦，会诸侯王于陈为名，乘韩信前来朝会之际，逮捕了他。刘邦念其大功。赦免了他。改封为淮阴侯，使居长安。韩信从此“常称病不朝从”，“日怨望，居常怏怏”。公元前200年，他勾结握有重兵的边将陈豨，再次阴谋叛乱。公元前197年，陈豨在代地叛乱，刘邦率兵亲征。韩信托病随，并乘机派人与陈豨约定，他在长安里应外合。正在这时，他的阴谋也再次被人告发。于是，萧何与吕后设计捕杀了韩信，消除了分裂的危险。有的同志还认为。亡周乱秦兵革之后，汉初社会各阶级都迫切需要休养生息，韩信从个人恩怨出发制造新的动乱，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所以吕后杀韩信直接避免了第二次楚汉战争的动乱，带有历史进步的色彩。这不仅为新建的西汉王朝除掉了一个大祸患，而且在客观上也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
然而，有些学者则从剖析韩信谋反出于诬陷出发，肯定他的被杀是一大冤狱。明代散文家归有光、清初诗人冯班。清代考据学家梁玉绳，都有这样的看法。梁玉绳《史记志疑·淮阴侯列传》条说：“信之死冤矣！前贤皆极辨其无反状，大抵出予告变者之诬词，及吕后与相国（萧何）文致之耳。史公依汉廷狱案叙入传中，而其冤自见。”清人郭嵩焘认为， 信“贵贱生死一取资于人，是乃人臣之定分。非能反者”。即是说韩信不可能谋反。近人朱东润也指出：“论者以为疑狱，真伪不可知”。照他们看来，韩信无意背叛刘汉王朝，他的被杀完全是吕雉猜忌名将，杀戮功臣的阴谋。说韩、陈勾结谋反，实是他们枉杀韩信所制造的一种借口。
总之，韩信为吕后与萧何深文周纳而死，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刘邦杀功臣特别是剪除异姓王，是他为了巩固新王朝而必然采取的政治方针；韩信死于正想乘隙揽权的吕后之手，这也不是偶然的事。当时身为丞相的萧何，却也深受刘邦的猜忌，自身难保。他原是韩信的保荐人，这时候不得不屈于吕后的意旨，诱杀韩信；如果他态度犹豫，就有遭受诛连的危险。结果，萧何就因诛韩信功。从丞相晋升为相国。加封食邑五千户。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刘邦和吕后杀韩信（韩信虽为吕后所擅杀但在事后得到了刘邦的认可）这桩公案呢？这要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考察。
在公元前206年至前202年楚汉战争的过程中，刘邦身边共有7人取得王爵，建立了半独立的王国。这些强大的异姓王的存在，对于汉封建国家的统一政权是严重的威胁。刘邦当初封他们为王，原是不得巳的权宜之计。他在做皇帝以后的第六个月，就借口诸王谋反，开始一个一个地收拾他们。对于韩信，刘邦既佩服他那“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军事才能，自称“不如”，同时又对他这种才能极不放心，一向“畏恶其能”。自然不会放过。从国家要统一的观点来看，汉初如果不剪除异姓王，战祸就不会消除，人们就不可能休养生息。所以刘邦杀功臣，尽管有“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味道，客观上却是符合人民利益的。然而，韩信谋反的罪名出于莫须有，刘邦也并没有立即杀掉韩信的意思。而吕后偏偏趁刘邦出兵讨伐陈豨的机会，迫不及待地主，设下圈套把韩信骗进未央宫，绑到钟室偷偷斩首，而且诛灭三族，则是为自己以后篡权扫除一大障碍。谋反云云，实是吕后的一个借口而已。这就是韩信被杀的真正原因。
翻开《上下五千年》，感到最为窝囊的就是宋朝，清朝割地求和乃是不得已，实力悬殊。至于宋朝，打了胜仗还向对方求和赔款，贪生怕死到极点，实在是中华民族的耻辱。赵匡胤陈桥兵变，夺了周朝江山，又被兄弟篡位，封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八王。总算民心思静，安稳一时。虽然出了不少能人，如包拯，寇准，李纲，宗泽等等却未能挽回颓势，到徽宗时终于走到尽头。一国之君竟被掳走，这是最大的国耻，无论怎样粉饰也无法遮掩。
说一说岳飞，多年来一直被当作民族英雄，抵抗金兵，收复失地。不过笔者纳闷，岳飞收复的失地在哪里？到蒙古南侵时江北还在金国手里，如果仅仅保住半壁江山，有何功劳可言？徽钦二帝死在金国，难道真的无力救出？国耻未雪，谈何报国？
如果真的实力不及，也可交代，但书上记载，朱仙镇大捷后，金兵已如丧家之犬，见到岳家军旗帜就望风而逃。此时乃是最好时机，挥师北上，纵不能消灭金国，也能将二帝迎回。就算兵败身死，也当与日月同在，千古不朽。虽然朝廷下旨班师，但江北百万黎民，大好河山，岂能放手不管？若讲忠君，赵构是皇帝，徽钦二帝又算什么？就算被俘也是皇帝，难道就可置之不理？
再讲报国，江北百姓将岳家军视为亲人，全力相助。可是这些亲人在百姓帮助下大败金兵以后，掉头就走，金兵再来，杀人无数。当时摆在岳飞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听昏君之命，班师回江南。另一条是挥师北上，收复失地，迎回二帝。一边是只图享乐的昏君，一边是大半国土，百万黎民，还有被俘的皇帝。岳飞选择了昏君，将半壁江山与被俘皇帝抛在身后，不知这报国从何谈起。
当然，北上有很多困难，孤军奋战，粮草无人供应。但江北尽是大宋子民，有如此强大的后盾，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前面提过，退一万步，全军覆没，也比死在风波亭强百倍。岳母刺字，流传千古，但岳飞并没有做到，忠于明君是报国，忠于昏君就是误国，岳飞文武双全，笔者不相信他不明白。班师之时，岳飞叹息，十年辛苦，毁于一旦。为什么不能为国为民，背上抗旨的罪名，直捣黄龙府？
往事已矣，笔者仅就此事提出自己看法，还是那句老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请诸位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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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作品美学特征的研究，在整个屈原研究中，还是一个非常薄弱的课题。张宏洪在中国屈原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综述中曾对“楚辞美学研究”“呼唤新的关注”（《云梦学刊》2002年第6期）。笔者认为，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近十多年里虽也曾发表过不少文章，但从整体上看，屈原作品的美学特征确有探究的必要。因此，笔者也就这一问题，略陈鄙陋。
一、屈原感叹：众不知余之异采
屈原的作品，特别是《离骚》，在美学上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典型形象的异采美。因此，我们读屈原的作品，必须紧扣一个“异”字，才能淋漓尽致地感受到作品深层的意蕴美和形式的创造美。
屈原作品“异采”美的美学特征，是诗人自己概括的。他在《九章》的《怀沙》篇中说：“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洪兴祖《补注》说：“采，文采也。言己能文能质，内以疏达，众人不知我有异艺之文采也。”屈原的这两句诗非常明显地是在叹息：众人都不知道我不同寻常的文采。鉴此，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说：“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见异唯知音耳。”两千多年来，楚辞学著作汗牛充栋，多受先秦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和”、 “天人合一”等审美思想的影响，又受到汉以后“宗经”、“忠君”思想的禁锢，使得楚辞这样纯粹的文学作品竟也成了经学著作，不但见不到作品的“异采”美，且大多数著作在基本精神上与文本本身的文学光辉笼罩之下的思想光辉大异其趣！“湘弦少知音，孤响空踟蹰。”唐代诗人孟郊《湘弦怨》里的这两句诗，一是说屈原作品曲高难和、杳无继响，另外，是否也在隐指楚辞研究这一难堪的事实呢？虽说“知音其难哉”（《文心雕龙·知音》），但毕竟有知音。而真正能扣住“异采”来研究屈原作品又最具学术价值的，要推刘勰的《文心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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