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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然美的旋律》——世界自然智慧人物美德录（三）
| | | | 王昌龄，是盛唐时享有盛誉的一位诗人。他的七绝诗尤为出色，甚至可与李白比美，故被冠之以“七绝圣手”的名号。尤其是他的边塞诗，流畅通脱，高昂向上，深受后人推崇。
以高适、岑参与王昌龄为主的边塞诗派，是浪漫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的边塞之作，表现了驰骋沙场、建立功勋的英雄壮志，抒发了慷慨从戎、抗敌御侮的爱国思想，还描写了西北边强奇异壮丽的景色。同时也反映了征夫思妇的幽怨和战士的艰苦，各民族之间、将军和士卒之间的矛盾。边塞诗反映了这个时代中有关战争各方面的现实，产生了许多优秀杰出的诗篇。
王昌龄的边塞诗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另外还深深蕴含了诗人对下层人民的人文关怀，体现了诗人扩大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
王昌龄诗选《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城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从军行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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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两宋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艺全才，诗，词，散文以至书法，绘画等都有极高成就。无论是诗词还是散文，都表现出题材广泛，思想深刻，境界高远笔力遒劲的特点，在当时及对后世都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苏轼，在诗、词、散文创作三个方面都表现出超凡的才能。他的作品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在第一章里，对苏轼的诗、词已经作了介绍，这里再对他的散文作品作一概览。
苏轼的散文，可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家的散文媲美。苏轼散文，首先在其政治论文中大露峥嵘。在《策略》、《策别》、《策断》等篇章里，作者满怀儒家的政治理想，凭借大量的历史事实加以周密的论证，字里行间颇有贾谊、陆贽的气势、神韵。文脉晓畅，文采飞扬，所受《战国策》的影响，明显可见。苏轼的历史论文，如《平王论》、《留侯论》等，是其政治论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作者借描画、评述历史人物、事件、典故，阐释政治见解。这些文章尽管在内容上无什么特别可取，但写法上善于随机生发，仍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苏轼还给后世人留下不少书札、杂记、杂说、小赋。这些精致典雅、小巧玲珑之作，大都夹叙夹议，挥笔轻盈自如，抒发了作者坦诚的胸怀，也表达了对人生、对文艺的见解和喜爱之情，成就大大超过他的政治论文。形象地阐明对文艺问题见解的散文，实际上是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相交融的文论佳篇，论述精辟，才气横溢，如《传神记》和《书吴道子画后》便是最能令人心折称道的例子。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一见解，虽是就绘画而言，但其精神对其它艺术门类也可以相通。阅读此类文章，我们又目睹了苏轼作为一位出色的文论家的风采。
苏东坡同许多古人一样，在那十分缺乏科学知识的年代都信神。但他豪爽正直的品性决定了他对神的态度有所不同，他认为神灵更应该以理服人，所以他信神而不畏惧神。苏东坡年轻中举后，被朝庭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大理评事"是个头衔，凤翔府"判官"才是他的实职。不过他不同于一般的副职，因享有"大理评事"的头衔，所以可直接向朝庭汇报请示。但必竟也只是凤翔府的副职，许多事都由太守处理，故也经常无事可作，这对性格活跃好动的他来讲，的确深感苦闷。苏东坡是头脑很灵活的人，不久就想到了办法，即去乡下体察民情，这样既可了解百姓的生活，也可解闷了。通过一段时间的走访，他了解到农户们因为长期不落雨雪都很焦急，自己看到的也到处是枯萎的禾苗，心里很为农户们忧虑。闲不住的他现在有事干了，于是决心好好写一篇"祈雨文"为百姓求雨。在宋代，求雨是地方官办的正事，所以宋太守很支持，全权委托他办理。凤翔历年求雨都是去渭河南的太白山，传说山上道观(道教的庙宇)前的大水塘中有龙王，只要到庙中谦诚拜祭和取回塘中的水，就可求到雨。苏东坡写好"祈雨文"(该文刊在<<苏东坡文集>>中)后，一天带上衙役和香腊等丰富的贡礼上山求雨，不少乡民闻讯后都赶来参加。在庙中点燃香腊和摆好贡品后，由道士安排敬拜龙王，苏东坡都很严肃认真。苏东坡敬上香后，开始朗读官方的"祈雨文"，在文中先简要地歌颂一番后，就理直气壮地大声念道:"乃者至冬徂春雨雪不至，细民之所持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济盗贼且起。岂惟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也、熟视也!圣天子在上，凡所以怀柔之礼莫不备至，下至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岂有他哉，凡皆以为今日也!神其盍亦鉴之?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以无失愚夫小民之望。"苏东坡这篇短文的确写得很精辟，论理论据充分，不愧为大文学家之佳作，也体现了他以理服人不畏惧神权的精神。"祈雨文"的大意是:百姓就以种庄稼收粮食为生，却自冬到春不下雪不落雨。如果还不降雨今年就严重了，一有饥荒就会出现偷盗。当地方官的不能不为百姓担忧，而神灵也不能熟视无睹吧!皇帝为关怀百姓都准备好贡礼求雨，更不用说百姓求雨的诚意之真，他们对今日求雨抱有很大希望!神灵应该看得清楚好好处理，才能不负皇帝爱民之心，不使百姓失望。事也凑巧，十天后凤翔连落三天大雨，枯萎的小麦、玉米幼苗又恢复了生机。全城百姓都象过节一样，上街庆祝多日。苏东坡更感欣喜，还将家中后园的小亭取名为<<喜雨亭>>，又为此撰写了一篇碑记作纪念。
有一个笑话故事：苏东坡四处游历，一天遇见一位和和尚，问和尚说：“你看我象什么”，和尚说：“你象佛”，苏暗地里高兴，然后和尚又问苏：“你看我象什么？”，苏笑着说：“你象一泡屎”，和尚听了，笑着走了。苏暗以为占了便宜，后来他与一位朋友说此这件事情，朋友说：“海！你这就差矣，和尚内心是佛，所以看什么都是佛，而你呢！”
苏轼有一次到一个寺庙去,老和尚见了他,头都没抬就说:"童子,茶;坐." 等抬头看见是个读书人后,又说:"童子,上茶;请坐."当与苏轼聊了几句后,发现这个人竟是苏轼,赶忙说道:"童子,上香茶;请上坐."于是苏轼自己写了一副对联:茶上茶上香茶 坐请坐请上坐.以此来讽刺那个老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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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他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等人的气质。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功成身退”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
李白留给后世人九百多首诗篇。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李白一生都怀有远大的抱负，他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功名事业的向往。《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书情赠蔡舍人雄》等诗篇中，对此都有绘声绘色的展露。李白自少年时代就喜好任侠，写下了不少游侠的诗，《侠客行》是此类诗的代表作。在长安3年经历的政治生活，对李白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胸中淤积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愤懑。愤怒出好诗，于是，便写下了《行路难》、《古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一系列仰怀古人，壮思欲飞；自悲身世，愁怀难遣的著名诗篇。李白大半生过着流浪生活，游历了全国许多名山大川，写下了大量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优美诗篇，借以表达出他那种酷爱自由、渴望解放的情怀。在这一类诗作中，奇险的山川与他那叛逆的不羁的性格得到了完美的契合。这种诗在李白的诗歌作品中占有不小的数量，被世世代代所传诵，其中《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最杰出的代表作。诗人以淋漓挥洒、心花怒放的诗笔，尽情地无拘无束地舒展开想象的翅膀，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历险和追求，让苦闷、郁悒的心灵在梦中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而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更把诗人的一身傲骨展露无遗，成为后人考察李白伟大人格的重要依据。
李白作为一个热爱祖国、关怀人民、不忘现实的伟大诗人，也十分关心战争这一重要问题。对保卫边疆的将士予以热情的歌颂（如《塞下曲》），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则给予无情的鞭挞（如《战城南》、《丁都护歌》等）。李白还写了不少乐府诗，描写劳动者的艰辛生活，表达对他们的关心与同情（如《长干行》、《子夜吴歌》等）。
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艺术特色。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调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比如，他入京求官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想念长安时，“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样一些诗句都是极富感染力的。
极度的夸张、贴切的比喻和惊人的幻想，让人感到的却是高度的真实。在读到“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些诗句时，读者不能不被诗人绵长的忧思和不绝的愁绪所感染。李白的这一艺术表现手法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李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采、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韵致的原因所在。他的语言正如他的两句诗所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明朗、活泼、隽永。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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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诗经》共有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
“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我国古代文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七月》中，我们看到了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在《伐檀》中更感悟了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已经向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吸血鬼大胆地提出了正义的指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
在这方面，《硕鼠》具有震颤人心的力量。“国风”中有一些反映兵役、徭役给人民造成极大痛苦的思妇的诗，如《殷其雷》、《伯兮》、《君子于役》等就是这一类诗篇的代表作。“国风”中还有数量不少的爱情诗。反映不合理的婚姻给妇女造成极大的痛苦，表达青年男女对美满婚姻的向往和追求，是这类爱情诗的重要主题。《氓》、《谷风》等篇为我们展示的正是这种生活画面。而《柏舟》还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反抗意识。基调健康、乐观的恋歌（如《静女》、《木瓜》等），更给爱情诗增添了一种和谐、喜悦的情愫。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思想情感的真实表达。
“国风”中还有不少民歌对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予以有力的讽刺和鞭笞，如《新台》、《南山》、《株林》等都是这方面的名篇。
以简朴的语言描摹事物，以朴素的生活画现反映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国风”中有很好的体现，并且成为它显著的艺术特点。在形象塑造上，“国风”也具有 现实主义艺术特色。作者们能通过抒情主人公的内心倾诉，表现他们的欢乐与悲哀，刻画主人公的行动及其性格特征。“国风”在形式上多数是四言一句，隔句用韵，但也不是千篇一律。它常冲破四言的规定，而杂用二言、三言、五言、七言或八言的句子，如《伐檀》就是一首杂言诗。这些随着情感的波动而富于变化的诗句，读起来节奏分明，极富音乐性，“国风”的语言准确、优美，富于形象性。精确恰当地使 用双声、叠韵、叠字，更增加了艺术魅力。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国风”大大增强了表现力。
雅诗和颂诗都是统治阶级在特定场合所用的乐歌。它们在思想内容上无法与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的“国风”相比，但由于它们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因此，也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
《诗经》是我国文学光辉的起点，是我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它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诗经》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
公元前551～前479
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他概括了中国人的基本思想，成为独创一套信仰体系的鼻祖。他的哲学根基于人生道德和用道德典范来教育人、管理人的政治观念，贯穿于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之中长达两千年之久，对世界上许多人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孔子于公元前55年出生在疆土很小的鲁国，即如今中国东北部的山东省。他幼年丧父，与母亲过着贫困的生活。年青时，这位未来的哲学家做过小官，几年后辞官不做。他在随后的十六年中教书，招徕了大批信仰其哲学的弟子。约在50岁时，他在鲁国担任要职，四年后，朝廷中的反对派逼他下了台，实际上是把他从鲁国流放出来。在随后的十三年中，他四处游说，晚年返回鲁国，五年后（前479年）与世长辞。
孔子常常被誉为是一种宗教的创始人，但是这种说法失为确切。他很少提及上帝，拒绝讨论鬼神，回避使用玄学学派思维的一切方式。他是一个重视人生道德的中国古代哲学家。
在孔子看来，两个最重要的德行是“仁”和“礼”，是贤者行为的标准。“仁”有时被解释为“爱”，但是最为确切的解释是“与人为善”。礼则是举止、礼仪、风俗、礼节、礼貌等规范的总称。
甚至在孔子以前，祭祖就成了中国人的主要宗教活动。孔子坚决强调尊敬祖先，孝敬父母，使这种祭祖活动得以加强。孔子还主张妻子对丈夫、被统治者对统治者、仆人对主人要绝对尊敬和服从，但是这位中国圣人不赞成暴政。他相信国家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而不是人民为国家的利益而存在。他一再强调统治者主要靠仁政而不是武治来进行管理。他的另一个信条①与“你愿意人如何待你，你就应该如何待人”这条金科玉律之间仅稍有差别而已。
孔子的基本观点极其保守。他相信黄金时代在往昔，规劝统治者和人民都回到美好的旧道德标准上来。但是他的伦理道德的政治理想实际上在当时不为多数统治者所接受并遭到排斥，因此孔夫子是一位比自诩的还更具有创造精神的改革家。
孔子生活在周朝，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大混乱时期，统治者拒不接受他的学说，但是在他死后，他的思想在全国广为流传。
然而随着公元前22年秦王朝的建立，孔子的学说却横遭祸殃。秦王朝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决心根除孔子的影响，与其彻底决裂。他下令打倒孔子学说，焚毁孔子书籍。但是这种镇压并没有得逞，几年后秦王朝覆灭了，研究孔子的学者又获得了说教的自由。在相继的汉朝时期（前206—后220），孔子学说已被确立为正式的中国国家哲学。
从汉朝起，中国皇帝就逐步实行科举考试来选拔政府官吏。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考试成了以检验考生掌握孔子经典著作的程度为主的考试。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跻身官场，名利双收，科举考试，竞争激烈。结果世世代代都有许多人长年攻读孔子经典著作，千百年来中国所有的政府官吏都是由这样的人来担任，他们的人生观浸透了孔子的宗旨。这种制度在中国实行了长达两千年之久，约从公元前100年至公元后1900年。
然而孔子学说不仅仅是中国官僚的正式哲学，而且孔子的理想也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孔子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和思想长达两千多年之久。
有几个原因可以说明孔子为什么对中国有着巨大的魔力。第一，人们都无容置疑地认为他为人真诚，个性完美。第二，他不偏不倚，讲求实际，他不要人们去做力所不及的事，而要求他们诚实，从不苛求他们白璧无瑕。从这些方面来看，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了中国人讲求实际的气质，也许这就是他的思想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所在。孔子不要求中国人改变他们的基本信念，而是用清晰生动的语言一再重申他们基本的传统理想。也许没有哪一种哲学能象孔子的那样与其国民的基本观点相连得这样密切了。
孔子学说只强调个人的责任而不是个人的权利，用当今西方标准来衡量这似乎未免有点迂腐和乏味。然而作为政治哲学，实践证明它的成效是显著的。根据这种哲学为保持国内和平和繁荣所起的作用而论，大体说来中国是地球上治理最佳的地区。
深深根基于中国文化之中的孔子的理想，对东亚以外的地区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但是他的理想对朝鲜和日本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两个国家都深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宋仁宗（赵祯1010年—1063年，北宋第四代皇帝）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年方20，中进士甲科。宋英宗（赵曙，1032－1067）继位前任谏议大夫，宋神宗（赵顼，1048年-1085年）熙宁（1068-1077）初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
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次年，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哲宗即位，还朝任职。元丰八年(1085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数月后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著作收在《司马文正公集》中。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司马光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1066），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在政治观点方面，司马光主张法制永远不变，其政治思想比较保守。他曾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他认为，象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与王安石是政敌。
【人物故事及性格】
一、司马光砸缸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11月17日)，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 "光"。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
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自幼便聪敏好学。据史书记载，司马光非常喜欢读《左传》，常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七岁时，他便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自幼便对历史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此外，还有一件事使小司马光名满九州。有一次，他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缸厂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样。这就是流传至今"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广泛流传。
二、功名早成
宋仁宗宝元初年，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可谓功名早成。然而，他却不以此自满自傲，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一席话反映出青年司马光不图虚名，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成圣称贤。此后，他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
司马光历来朴素节俭，不喜欢奢侈浮华的东西。考中进士后，皇上赏赐喜宴，在宴席上只有他一人不戴红花，同伴们对他说:"这是圣上赏赐的，不能违背君命。"这时他才插上一枝花。这件事，到了司马光晚年，被他写进家训来教育他的儿子司马康要注意节俭。
此外，司马光对双亲特别孝顺。他被任命为奉礼郎时，他的父亲在杭州做官，他便请命要求改任苏州判官，以便离父亲近些，可以奉养双亲。
司马光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担任并州通判时，西夏人经常入侵这里，成为当地一大祸患。于是，司马光向上司庞籍建议说:"修筑两个城堡来控制西夏人，然后招募百姓来此地耕种。"庞籍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郭恩去办理此事。但郭恩是一个莽汉，带领部队连夜过河，因为不注意设防，被敌人消灭。庞籍因为此事被罢免了。司马光过意不去，三次上书朝廷自责，并要求辞职，没得到允许。庞籍死后，司马光便把他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抚养庞籍的儿子像抚养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司马光是一个贤德之人。
三、经世致用
步人仕途后的司马光仍然潜心学习，力求博古通今，他通晓音乐、律历、天文、数学，而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尤其用心。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己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人世的态度，参与政事，力图拯救国家。
1•直谏忠臣
司马光秉性刚直，在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而在举荐贤人、斥责奸人的斗争中，他也敢触犯龙颜，宁死直谋，当廷与皇上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仁宗得病之初，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因为怕提起继位的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的皇上的忌讳，群巨都缄口不言。司马光此前在并州任通判时就三次上奏提及此事，这次又当面跟仁宗说起。仁宗没有批评他，但还是迟迟不下诏书。司马光沉不住气，又一次上书说:"我从前上呈给您的建议，马上应实行，现在寂无声息，不见动静，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那些小人们都没远见，只想在匆忙的时候，拥立一个和他们关系好的王子当继承人，像“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这样大权旁落的灾祸，真是说都说不完。仁宗看后大为感动，不久就立英宗为皇子。
英宗并非仁宗的亲生儿子，只是宗室而已。司马光料到他继位后，一定会追封他的亲生父母。后来英宗果然下命让大臣们讨论应该给他的生父什么样的礼遇，但谁也不敢发言。
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濮王应按照成例，称为皇伯。"这一意见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同。御史台的六个人据理力争，都被罢官。司马光为他们求情，没有得到恩谁，于是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官。
司马光在他的从政生涯中，一直坚持这种原则，被称为 “社穆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说: "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2•高谋远略
司马光经常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他曾说修心有三条要旨:仁义，明智，武略;治国也有三要旨:善于用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司马光的这一主张很完备，在当时有一定积极意义。
朝廷下诏在陕西征兵二十万，民心大乱。司马光认为此举不妥当，便向掌管军事的韩琦询问。
韩琦说想用突然增兵二十万来吓唬敌人。司马光认为这只能欺骗一时，而且庆历年间征兵戍守边地，已经把老百姓吓怕了。韩椅说他不会用老百姓戍边，司马光表示不信。不出十年，事情果然如司马光所料。
仁宗（赵祯一○二三－－一○六三，北宋第四代皇帝）宝元（一○三八—— 一○四○）初中进士，英宗（赵曙，一○六四—— 一○六七）继位前任谏议大夫，神宗（赵顼，一○六八—— 一○八五）熙宁（一○六八—— 一○七七）初拜翰林学士（唐时始设此官，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兼顾问，参予机要，宋代以后权位日低）、御史中丞（官名，始于周期，东汉以后专司弹劾之任）。他在政治上是保守派，顽固地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因而曾自请任西京御史台（御史府长官），退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哲宗（赵煦，一○八六—— 一○○）继位后任尚书左仆射（yè）（秦始设，后分左右，即正副宰相），上任后立即废除新法，数月后，卒。追赠太师，温国公，谥（shì）文正，著作收在《司马文正公集》中。
司马光治学勤苦，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chì）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一○六六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一○八四）。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四○三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yìn）（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资治通鉴》取材极为广泛，除了历代“纪传体”断代史（所谓“正史”）之外，还采用了大量的“杂史”、文集、笔记等有关著作，考订史实，舍弃“符瑞”等神怪材料删繁就简、取精用宏，先由“当代通儒（博洽多闻的学者，即今之史学家）（司马光的助手）刘攽（fēn）、刘恕、范祖禹等分段撰写，再经司马光删削润色总其成，所以全书读来如出一人手笔，很少有自相矛盾之处，文字也简洁流畅，富有文学色彩。
书由神宗赐名并做序；另外又由司马光编写了《通鉴考异》卅卷、《通鉴目录》卅卷，以备参考和检阅；又由刘恕另写《通鉴外纪》，记述庖羲至周的历史。
《通鉴》的编写，为我国提供了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它是继《史记》之后的我国又一历史巨著；然而就其编写目的而言，正如题名一样：“鉴于往事，资以治道”，是为使后代统治者吸取前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所以它着重于政治、军事，而缺少社会经济变动的记载。
就作者说，他的正统观念是很强的，在他的那些“臣光曰”（见《通鉴》的史评）中体现得是很充分的。他主张法制永远不变，他曾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他认为，象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同时，他还把人们的思想活动，尤其是统治者的政治活动做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些观点当然要贯串于《通鉴》之中，因此，我们在阅读时，不能不加以注意。
还有一件事表明司马光是很有军事眼光的。
西戎部将嵬名山打算帮助朝廷捉住敌人谅祚。司马光上书反对，他认为:嵬名山的兵力不足，未必能性谅祚。即使侥幸得胜，治标不治本，以后还会产生另一个谅祚。而且嵬名山如果失败后来投奔我们，不被接纳的话，穷途末路，就会突然占据边城来活命，成为我们的祸患。皇帝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从此西边狼烟四起。
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一名守旧派，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几度上书反对新法。他说:"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而且治理天下，就好比对待房子，坏了就加以修整，不是严重毁坏就不用重新建造。”
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 “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优材，而今二者都没有，要拆旧屋建新房的话，恐怕连个遮凤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了”。
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宋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等情况，从侧面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
四、编写《资治通鉴》
著史，也是司马光从政治国的一种方式。1071年，王安石为相，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请求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这个闲差，退居洛阳，专门研究历史，希望通过编写史著，从历史的兴衰成败中提取治国的经验。
早在仁宗嘉佑年间(公元1056一1063年)，司马光担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凡间屋子都是史书，浩如烟海的史籍，即使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他的想法得了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司马光把自己创作的史书 《历年图》二十五卷呈献给英宗，过了两年又呈上 《通志》八卷本。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给费用，增补人员，专门进行编写工作。司马光深受鼓舞，召集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共同讨论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成其书，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
神宗即位后，认为 《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书名为《资治通鉴》，说它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亲自为此书作序。神宗还将颖邸旧书三千四百卷赏给司马光参考，写书所需的笔墨纸砚以及伙食住宿等费用都由国家供给，这给司马光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同时也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到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此书终于完稿，这部书的修订前后共用了十九年时间。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士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个年头的历史。全书共计二百九十四卷，另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这部书选材广泛，除了有依据的正史外，还采用了野史杂书三百二十多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非常严格，力求真实。这部书所记述的内容也的确比较详实可信，历来为历史学家所推崇。而且 《通鉴》记事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 质朴精练，不仅可以作为史学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
《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己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清代学者王鸣成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通鉴》已和《史记》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也代代相沿，使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 "通鉴学"。
当然，这些都与司马光的呕心沥血分不开。在洛阳的十五年，他几乎耗尽了全部心血。在完书后他曾上表皇上说:"臣现在骨瘦如柴，老眼昏花，牙齿也没儿颗了，而且神经衰弱，刚刚做过的事情，转过身就忘记。臣的精力全都耗费在这部书里了!"司马光为编书经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到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至书局，还要几次催促，他才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而且上面没有一个草书，全是一丝不苟的楷书。书成之后，仅在洛阳存放的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他为这木书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
司马光一生著述很多，除《资治通鉴》外，还有 《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五、司马相公
《资治通鉴》写成以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他在洛阴居住了十五年，天下人都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宰相，老百姓都尊称他为司马相公，而司马君实这个名字，妇孺皆知。神宗逝世时，司马光赴丧，卫士望见他，都说:"这就是司马相公。"他所到之处，百姓夹道欢迎，以致于马都不能前行，老百姓对司马光说:"您不要返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救百姓吧。"
等到哲宗即位、太皇太后临政时，司马光已是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的四朝元老，颇具威望。他建议太后广开言路，于是上书奏事的人数以千计。当时天下百姓，都拭目以待，盼望革新政治。但有些人却说:"三年之内不能改变先皇的政策。"于是，只改革了一些细小的事，堵堵人们的嘴巴。
此时，司马光上书直言:"先帝之法。好的即使是百世也不能改变。而像王安石、吕惠卿所制订的制度，已经成了天下祸害，应该像救火灾、水灾一样急迫地去改变它。况且太皇太后是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法令制度，并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法律。"这样大家的意见才统一下来。于是，废除保甲团教，不再设保乌;废除市量法，把所储藏的物资都卖掉，不取利息，免除所欠钱物;京东铁钱及菜盐的法律都恢复其原有的制度。"
晚年的司马光疾病缠身，但是不把新法完全废除，他死不瞑目。于是他写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体托付给医生，把家事托付给儿子，只有国事还没有托付，今天就把它交给您吧。"于是上书论免役法五大害处，请皇上下诏废除，并请求废除提举常平司;边地的策略以与西戎讲和为主;又建议设立十科荐士之法。这些建议都被朝廷采纳。
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时，又废除了青苗法。两宫太后听任司马光行事。当时司马光功高盖主、权重无边，连辽国、西夏派来的使者也必定要询问司马光的身体起居，他们的国君对戍守边境的将官说:"大宋用司马光做宰相，你们轻易不要惹出事非，使边境出问题。"
司马光对于朝廷可谓 “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带病处理各种事务，不分昼夜地工作。别人劝他注意身体，他却说:"人的生死是命中注定的。"病危时，他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还不停地呓语，说的全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司马光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消息后，和哲宗亲自去吊唁，追赠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谥号 "文正"，赐碑 "忠清粹德"。京城的人听到噩耗，都停工前往吊祭;岭南封州的父老乡亲，也都备办祭祖;都城和周围地区都画了司马光的遗像祭祖，吃饭时必定为之祈祷。
六、盖棺定论
司马光一生忠孝节义、恭俭正直，他安居有法、行事有礼。在洛阳时，司马光每回去夏县老家扫墓，都要去看他的哥哥司马旦。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不仅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他，还像照顾婴孩一样照顾他。
司马光一生从不说谎话，他评价自己时说:"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的所作所为，皆问心无愧?百姓全部敬仰信服他，陕州、洛阳一带的百姓被他的德行所感化，一做错事，就说:“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
司马光一生清廉简朴，不喜华靡。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传为美谈。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与他为邻。据说，司马光的妻子死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些钱，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 "典地葬妻"的故事。
司马光的品格德行、修学治史，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但对他的政绩，人们却时褒时贬。
保守派主政的时候，对其政绩大加褒扬，宋哲宗还赦令保守派的翰林学士苏东坡撰写神道碑文，洋洋几千言尽是赞美之辞。
而改革派当政时，司马光不仅漫有政绩可言，而且被列人奸相之列。宋绍圣年间，御史周铁首论 "温公(司马光死后谥号)诬谤先帝，尽废其法，当以罪及"。朝廷不仅夺去了所有封号，而且还把其墓前所立的巨碑推倒。王安石的学生章淳、蔡京主政时，为报复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做法，将其与三百零九名朝臣列入"元佑奸党"，并要在朝堂和各州郡立 "奸党碑"。 但是在立碑肘，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石匠安民对蔡京说:"小人是愚民，不知道立碑的意图。但司马相公海内都称道他为人正直，现在却要列人奸党，小人不忍心做。"蔡京一怒之下便要处罚他，吓得安民一面求饶，一面哭诉:"大人的命令，小人不敢违抗。只是小人有一个请求:碑上刻匠人名字时，不要把小人安民的名字署上，以免留下千载骂名。"蔡京仔细一想，司马光虽然有错，但毕竟为人正直，享有威望，于是改变了主意，将司马光排除在奸人之外。
可见，司马光的人格不仅为百姓所称道，甚至连对手也为之 折服。在封建时代，司马光是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列孔子、孟子之下，同样在孔庙享配。时至今日，人们仍记得历史上有一"涑水先生"，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10月18日，在光山县衙官舍，一个男婴呱呱坠地。因光山隶属光州，婴儿的父母为其起名为光，这个婴儿就是后来北宋有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号涑水先生，祖籍为山西省夏县涑水乡。椐清代《光山县志》记载，司马光年五、六岁，弄青胡桃，欲脱其皮不得。一婢以汤脱之。女兄来问脱胡桃皮者，光曰：“自脱也。”父适见，呵之曰：“小子何得谩语。自是不敢谩语，凛然如如成人。”“司马光打破缸”的故事则更是为人们津津乐道。一群小陔在庭院里玩耍，一个孩子不小心跌进装满水的缸里，其他小孩见状惊恐万分，四奔逃散。司马光则拿起一块石头，砸破缸里的下部，缸破水流，小孩也得救了。司马光读书时也非常用功，手不释卷，朝诵夕思，不知饥寒，很早就表现出了超人的才华。
宝元元年（1038年），20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授华州判官，从此步入仕途。司马光先后从政48年，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后来又任宰相。他提出了不少治国主张，强调为政要得民心，要知人善任，虚心纳谏，崇尚务实，反对浮夸等。任宰相后更是“躬亲庶务，不舍昼夜，欲以身殉天下”。
司马光为观古知今，以史为鉴，立志整理古往史籍，编纂一部完整的、系统的简明通史。他首先编写《历年图》5卷，以《历年图》为脉络，写成《通志》8卷。治平四年（1067年），司马光向刚即位的宋神宗进读《通志》，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并为其作序。司马光耗费30年的心血，终于编纂完成了上起周威烈王（前403年），下止后周世宗显德六年（859年），横跨1362年历史的巨著《资治通鉴》，该书占有丰富的资料，史料的真伪考辩详细，创造了史学的新体制，并且明治乱之道，卫儒避佛，反对迷信。更为后人编史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为中国史学兹生了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两种新体裁。司马光曾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书成之时，司马光则“精疲力竭，牙齿所剩无几”。
司马光和新法的提倡者既是政敌，又为诤友，在变法斗争中，虽为政敌，但相互友善相处，礼遇对方，光明磊落，绝不暗中伤害。司马光一生著述颇多，仅收入《四库全书》的就达16种，457卷。在生活上，司马光保持节险，“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矫俗千名”。临终时，还嘱咐家人将写有《布衾铭》的布衾盖在身上。哲宗元 元年9月1日，司马光病逝于东京（今开封），终年68岁。皇上钦赠太师温国公，谧“文正”，赐“忠清粹德”之碑，诏令天下和地“皆画（其）像以祀，饮食必祝”。光山有纪念司马光的足迹多处，流庆山有“司马温公祠”，湾湖北畔有“衣冠冢”，还有“司马井”、“养粹亭”和“涑水书院”。
【司马光生平】
良好的家庭教育
司马光，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宋哲宗元枯元年(1086年)，享年68岁。他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原籍属河内，今河南沁阳。到北魏时传至司马阳，曾为征东大将.军，死后安葬于夏县涑水乡高堠里(今水头乡小晁村)。隋唐五代以后家族政治地位日渐下降。司马光的四世祖司马林，曾祖父司马政，伯祖父司马炳都以布衣而终。北宋初年，家世又有所转机，他的祖父司马炫考中进士，官至耀州富平县令。虽然官职不大，但政绩显著，而且以气节著于乡里。到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时，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属翰林学士院)，官居四品，为人清直仁厚，号称一代名臣。
司马家族累世聚居，和睦相处，祖辈诗礼传家，家考严正。司马光的叔父司马沂和司马浩为掌管这个大家庭而宁愿牺牲前程。司马沂自勉自励，辛苦经营，司马浩慷慨仗义，抚恤孤寡。司马光的先辈和他们这一辈，多是好学上进，从祖父司马炫到司马光这一辈，有六七人都是进士出身。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更是一个有抱负、有见地的人。他少年时胸怀大志，专心读书，力求进取，而且治学态度十分扎实认真，文风质朴。在待人处事、理政、治家以及个人生活等方面也都贯彻了这种精神。司马池考中进士，为官清廉，政绩突出，办事明快干练，而且为人正直，不谋私利。从郫县县尉，到光山县令、群牧判官，都因他贤名远扬而被人举荐。司马池为人端正，不畏权势宋仁宗时，朝廷提升他为谏官，这在当时是一个很荣耀的职位，但司马池不为所动，恳切辞让不就。宋仁宗感动地说：“人皆嗜进，而池独嗜退，亦难能也。”
司马光忠于职守，在知谏院他抓住难得的机遇，短短几个月上疏“三言”、“五规”，又紧锣密鼓解决了皇帝继嗣问题，他直言敢谏，说出了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问题，给仁宗皇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司马光44岁时，擢为知制诰，但司马光不愿就职，他认为这是一个掌管起草诏令的差事，不是他的特长。为此，他在仁宗嘉枯七年(1062年)三月，连上九《辞知制诰状》。按说知制诰之职，是个极荣耀的职务，随侍皇帝左右，既可以显露才华，又可以飞黄腾达，随时可以得到重用，但司马光不愿意就职。其理由主要是，他认为自己不擅长文词，不适宜任此职务；另外，他反对因循用人的积弊，凡做知制诰必先任修居注，再任知制诰，自己奏牍在先，不愿自食其言。司马光以极其诚恳坚决的态度，请求不任知制诰，仁宗皇帝终于收回成命，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
其实司马光退出政坛，反而成就了一件大事，他可以专心进行历史研究，完成他写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的任务了。
司马光自幼好史学，认真攻读，悉心研究。他发现《春秋》之后，从《史记》到《五代史》，卷帙浩繁，一个人毕生穷其精力，也难以举其大略，更不用说能研究出个什么名堂了。鉴于此，司马光便产生了网罗众家之说、成一家之书的念头，他想编一本简明扼要的通史，以便于人们用较短的时间就能掌握中国历史发展的概要。这个想法实际在仁宗嘉枯年间已经形成，到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司马光从任修起居注、谏官到龙图阁学士，成为皇帝的侍从之臣，他直接为宋王朝的盛衰出谋划策，他知道人君要治国安邦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可不以史为鉴，汲取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封建社会的皇帝们，在自己的宝座上，也得考虑如何当好皇帝，所以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借鉴历史。英宗虽然在位不久，但他支持司马光，并为司马光的编史和史书的主要内容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要求内容可以“关国家之兴衰，第众家之休戚”，体例为编年史，专为皇帝提供治国经验的教科书。
司马光立志“成一家之书”，而且行动重于说教，说了就—于。仁宗嘉礻右年间即开始《历年图》一书的编修，此书上起周烈王三十三年至周显德六年，共1362年，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修成。此书已为《通鉴》列出了提纲，为《通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以后，司马光又用二年时间，以《史记》为主，编成《周纪》5卷，《秦纪》3卷，共8卷，取名《通志》，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进呈英宗。这部书的时间是从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灭亡为止。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司马光二条明确指示，一是接续《通志》往下编修，二是决定设立书局，并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自己的助手。这是对司马光的极大支持。
不久，英宗病死，神宗继位后，对司马光也十分支持，他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通志》命名为《资治通鉴》，接着亲自写出序文，在迩英阁第一次进读时当面“赐序”。这样就使司马光完全在皇帝的亲自领导下来完成这一重大的使命，使司马光得以充分发挥他为国治史的才能和抱负。
在神宗的支持下，编修《资治通鉴》的书局很快成立了，助手由司马光从馆阁英才中选拔。但司马光第一个选中的是时任和川(今山西安泽县)县令刘恕。刘恕时年才35岁，自幼聪明好学，酷爱史书，13岁通览汉、唐典籍，18岁考中进士。其才华深为主考官所钟爱，尤其刘恕对史学有着丰富的知识。因此，当司马光考虑书局协修人员名单时，刘恕便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选。第二名协修为刘分，他长期担任州县官，时为国子监直讲。他在仕宦沧桑的一生中，除恪尽职守外，还“著书百卷，尤邃(音sui，精深的意思)史学”。他精通六经，习知汉魏晋唐之典。在书局内他负责起草两汉部分。第三个协编是范祖禹。嘉枯八年(1063年)中进士，他人书局时才30岁，长期和司马光一同修书，不求仕途显达，甘心默默无闻。《通鉴》修成以后，司马光推荐他任秘书省正字。他精通唐史，深明唐三百年治乱，专修《唐鉴》，可谓唐史专家。司马康，司马光儿子。熙宁三年(1070年)中进士，进书局年仅29岁。他敏学过人，博通群书，在书局负责检阅文字。
书局集中了当时史学界的名家，而且既有通才，又有某一领域的专才。刘分是两汉史专家，司马康专负文字校阅。这一批英才，在司马光这位甘愿远离官场、热心修书又颇具才华有声望的内行领导下，他们志同道合，同心协力，各把一口，精心修纂，最后又由司马光修完成篇，这就保证了《通鉴》一书的学术水平和历史价值。
成立书局，组织好编修的队伍，接着就是具体实施阶段了。为了保证编修的效率，在司马光的主持下，确定了共同遵守的原则和具体方案。为保证这项巨大工程有条不紊地进行，首先做索引，按时间顺序把全部资料排出来，做到时间清楚，史料完备；其次在索引的基础上进一步写出草稿，把史料进行初步分析鉴别，考证异同，去伪存真，最后就勒定成书。这一步就是司马光的职责了，他在草稿的基础上，考其异同，删繁削冗，修辞润色，精雕细刻，最后把《通鉴》定下稿来。
两人在对变法的认识上，是在同一目标下的不同方法的争议，分歧只是统治方法的不同，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点上则是殊途同归。简单地把司马光说成是保守倒退，王安石代表先进开拓，未免有些偏颇。相反，司马光在对待实际问题上，是很善于思考，并不拘泥于旧观念的束缚。他虽然动不动讲禹、汤、文、武之法要永存，祖宗之法不可变，这些都有所指而发，并不代表他的本质思想。所以，我觉得司马光在当时国家“积贫积弱”日趋衰落之时，是采取积极进取态度，并不是消极的维持现状、守旧不变，他在革弊兴利、振兴国家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他的政绩是突出的。
司马光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地位可能不会有什么争议，因为有不朽的巨著——《资治通鉴》作证。这一点连当时的政敌也不能否认。司马光死后不久，支持他的高太后也去世了。哲宗当政以后，司马光的政敌章淳、吕惠卿等在朝掌握了大权，把一些支持司马光的旧臣如范纯仁、苏轼、刘挚、苏辙、范祖禹等贬的贬、罢的罢。但他们对司马光可以夺去封谥，砸碎“忠清粹德”石碑，但毁不掉《通鉴》的雕板。这不仅因为司马光在当时有很高的威望，而更重要的是那是历史时代的变迁，可以有不同的认识，毁誉也不一。但他的史学成就，却是众所公认的。他毕生致力于学问，不愧为一名伟大的、卓有贡献的历史学家。他在史学领域的贡献不仅仅是为后人留下一部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而且在艰苦的治史过程中，为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提供了新思想、新经验，为中国封建史学的繁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司马光的成功，使《通鉴》成为后人编写史书的典范。《通鉴》的修成，使古老的衰微不振的史书编写体裁，重新复苏、振兴，成为面貌一新的史书编修形式。他把卷帙浩繁的旧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成为一部崭新的编年体通史，使叙事首尾连贯、时间连续性强，史学发展演变脉络清楚。在治史、考史的方法上，也为后人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历史的可贵和价值在于真实。所以，修史必须考证，鉴别史料的真伪，做出准确的结论。司马光在这方面也做出了榜样，他在史料的选取上，往往一事常用三四处史料对比纂成，务求真实可信。《通鉴》全书所记考异近3000条，征引了300多种文献资料。除正史以外，奏议文集，甚至杂史小说，都给以重视.甚至还采用了当时兴起不久的金石资料来判定一些问题。这充分说明了司马光编写《通鉴》的慎重态度、扎实功夫和科学方法。尤其司马光在编写《通鉴》过程中，采用了丛目、长编、定稿成书环环紧扣的方法，不仅保证《通鉴》的顺利完成，而且创造了一种修史的优良方法。
司马光不仅是伟大的史学家、卓有建树的政治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思想家。他在北宋开创“涑水之学”的思想流派，影响很大。他在哲学方面所做的探索，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司马光的个人品格。从司马光的一生行为来分析，一个“诚”、一个“俭”可以概括。他自己曾说：“其诚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尝须臾离也。”确实，在政治上，他事君以忠，是诚的表现。对于朝廷给他所任职务，也表现他的诚实，凡职务符合他的专长、有利于发挥他的作用，他都欣然领命，而且务必做好；反之，无论职位再高，也力辞不受。如五辞修起居注，九辞知制诰，三辞翰林学士，都是由于自己感到不长于文字，不适合担任这些职务。他向来以“窃位素餐”为耻，表现了对君、对国家的一片挚诚之心。在对待王安石变法的问题上，他始终态度明朗，毫不隐瞒，不管在皇帝面前，还是当着王安石的面，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更不背后搞小动作，有话摆在桌面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司马光研究学问和著书修史的宗旨。对史料的使用，一是一、二是二，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不明白、无从查考的史料，以“存疑”的方式，留给后人研究。在日常生活和待人接物上也都表现诚恳的风范。他和范镇世为“莫逆之交”，但在学术争论上毫不相让。两人为议定乐律，各执已见，不得不以下棋和投壶决定胜负。对老百姓他更是无所欺，据说他在洛阳居住时，托人出卖他所乘之马，他嘱咐派去的人说：“此马夏天有肺病，对买者要如实相告。”此虽属一件小事，但充分表现了司马光的诚实品格。
司马光的高尚品德，还表现在他一生崇尚节俭。他在文章中写到：“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他一生为官，贵为宰相，但家中很少有积蓄。即使到了晚年。家境也并不富裕。他有——首诗真实地描写了他俭朴的生活状况：“贫家不办构坚木，缚竹立架擎酴酉糜。风摇雨渍不耐久，未及三载俱离披。往来遂复废此径，举头碍冠行挂衣。呼奴改作岂得已，抽薪换旧折四篱。来春席地还可饮，日色不到香风吹。”
正因为司马光一生为人诚实，朴实无华，所以得到世人的赞誉。他的言行有力地驳斥了一些人说他是“伪君子”、“假道学”的侮蔑。司马光一生把全部心血用在了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操劳上了，这都反映在为皇帝上奏疏札子443篇和历史巨著《通鉴》以及留下的不少诗文中。司马光处在北宋词风盛行的时代，一些名臣如韩缜、韩琦、范仲淹等，都写出很好的词章，司马光也不例外，但留下来的很少，现将一首《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抄录于后：“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装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多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明人静。”词中前两句是写人，“青烟”、“飞絮”、“笙歌”、“深院”各句是写景，而“相见争如不见，多情何似是无情”各句是抒情句。这是—‘首风情词，表达了司马光直率的感情，说明了他不是一个假道学。
综上所述，司马光生活在我国10世纪的封建专制社会，他政治家的功绩，他作人的品格，都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他的历史地位是不应该抹煞的。尤其他所编著的《资治通鉴》，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颗明珠，其史学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司马光的事业、功绩是千古不朽的，他的史学地位是一般史学家无法比拟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司马迁《史记》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两座丰碑。
司马光虽然离开我们近千年了，但我们纪念他，他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贡献将永存。
王之涣(688─742)，是盛唐时期的诗人，字季凌，祖籍晋阳(今山西太原)，其高祖迁今山西绛县。豪放不羁，常击剑悲歌，其诗多被当时乐工制曲歌唱，名动一时，常与高适、王昌龄等相唱和，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
他从小就很讲究义气，喜欢帮助弱小，时常和豪侠子弟交往，一边饮酒一边谈论剑术，青史上记载的许多侠客，都是他模仿的对象。也因为太入迷了，整天和权贵子弟纵酒谈乐，不务正业。这样的生活持续一段时日，直到中年，一事无成，才悔悟先前的颓废无知，从此立志向学，专心于文章写作。他有两个文章写得很出色的哥哥，王之咸、王之贲，在他们的指导下，王之涣不久就掌握了读书的方法，作起文章也不输两位兄长，令人刮目相看。由于天性豪迈，对于参加科场考试一点兴趣也没有，学成后到处拜访名人。他担任过主管文书簿记的小官，后来因受诽谤而辞职，过着游山玩水的生活，访寻黄河南北的名胜古迹。
有关他的事迹不多，但「旗亭」宴饮一事，可是流传千古的美谈，提到王之涣，就不能不说旗亭故事。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唐朝开元年间，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个人名气都很大，谁也不输谁，谁也不服谁。有一日，天气冷下着小雪，三位诗人来到旗亭，小有名气的歌妓，奏起了各种乐器助兴，曲曲动听，都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一向对诗歌颇自负的王昌龄，这时开口说：「我们三人各拥有诗名，谁也不服谁，到底那个人最好？每每争执不下而难以定夺，何不趁着这次聚会，暗地里观看那些歌妓的演唱，看她们所吟唱的诗是谁写的，谁最多，谁就是第一名，以此类推，你们意下如何？」高适和王之涣对自己充满信心，便一口答应。话才说完，就有一位歌妓打着节拍唱着：「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唱的是王昌龄的诗句，王昌龄立刻在墙上画一，并且说着：「绝句一首。」没多久另外一位歌唱着：「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还未唱完，高适就学王昌龄在墙壁上横手一画，说：「是小弟的绝句。」不久又上来一位唱道：「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又是我的！」王昌龄在墙上画上第二画。王之涣自以为得名很久了，不料接连落空，心里不是滋味，赶忙站起来他边说边指着其中最年轻俊美的说：「那位梳着双髻，云鬓像秋水，现在正红得发紫的歌妓，你们看到没有？」高适和王昌龄都点了点头，王之涣继续说：「看她所唱的，一定是我的诗歌」过了一阵，终于轮到那位他们等待的人了，她轻展歌喉，声如黄莺，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正是王之焕的诗。
王之涣，或作王之奂，字季凌，盛唐著名诗人，至今享有盛誉。如此名流，新旧《唐书》均无传，《唐才子传》所记也甚简。幸唐人靳能所作《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的发现，提供了王之涣的一些情况。
《唐才子传》说王之涣为蓟门人，或因他少有侠气、从五陵年少游、击剑悲歌的性格而臆猜，靳能墓志铭记载，之涣“本家晋阳，宦徙绛郡”，则晋阳（今太原）为其原籍，家居绛州（今山西新绛县）。墓志铭说王之涣卒于天宝元年（742年）二月，享年55岁，推之可知生于武后垂拱四年（688年）。
王之涣出身于太原王家，为当时望族。他的五世祖王隆之为后魏绛州刺史，可能因此而移家绛州的。曾祖王信，隋朝请大夫、著作郎，入唐为安邑县令。祖王表，唐朝散大夫、文安县令。父王昱，鸿胪主簿、浚仪县令。从曾祖到父亲，虽然皆为官，但均为小官。王之涣出身于普通仕宦之家，排行第四，自幼聪颖好学，年龄还不到
20岁，便能精研文章，未及壮，便已穷经典之奥。不知何故，王之涣未走科举之途，而以门子调补冀州衡水主簿。任衡水主簿时，王之涣父母均已去世，衡水县令李涤将三女儿许配给他。
王之涣与李氏的婚姻，可能还有一段罗曼史。开元十年（722年）两人结婚时，王之涣是已婚并且有孩子之人，年已35岁，而李氏年方二九，比王之涣小17岁，正是妙龄女子。县令的千金，嫁给父亲部属、35岁又已婚的小小县尉，颇耐人寻味。这一定是为王之涣的才华所倾倒。
王之涣才高气盛，不愿为了衡水主薄的卑职而折腰，加上有人诬陷攻击，他便愤然辞官而去，“遂化游青山，灭裂黄绶。夹河数千里，籍其高风；在家十五年，食其旧德。雅谈珪爵，酷嗜闲放。”在家过了15年闲散自由的生活。后来他的亲朋好友觉得他这样一直沉于下层，不是办法，便劝他入仕。后来补文安郡文安县尉，仍是一不起眼之小职。他在职风清白著称，理民以公平著称，颇受当地百姓称道。谁料不久，他竟染病不起，以55岁之壮年，卒于官舍。
靳能在墓志铭中称王之涣“孝闻于家，义闻于友，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可谓对王之涣一生的完美概括。
李氏嫁给王之涣后，两人恩爱。王之涣在家赋闲 15年，李氏安贫乐素，跟他过着清苦的生活。王之涣再入宦场，生活刚有了转机，却染病身亡，使李氏不到40岁而守寡。王之涣死后六年，李氏也因病而死。因王之涣有前妻，两人竟不能合葬。
因史料关系，后世对王之涣身世所知甚少，但他作为一个名诗人，却几乎尽人皆知。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凉州词》，即“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历代被人们广为传诵，被章太炎先生称为“绝句之最”。《登鹳雀楼》中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更为千古名句。王之涣的诗流传下来的甚少，今可见者只有六首，而此六首，足使王之涣诗名与宇宙共存。
王之涣诗名，不但后世万分景仰，即他在世时，便已声震海内。他常与王昌龄、高适、崔国辅、畅当等名诗人交游，所作之诗“传乎乐章，布在人口”。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人薛用弱《集异记》所载“旗亭画壁”故事，便可说明当时人们对王之涣诗名的崇拜。开元中，王之涣与王昌龄、高适齐名。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来旗亭小饮，正好有10多个梨园伶官和四位著名歌妓也来此会宴，他们三人便在旁边一面烤火一面观看。王昌龄提议说，我们各擅诗名，究竟谁胜于谁，今天我们可看她们所唱谁的诗多，谁便为优者。第一个歌妓唱的是王昌龄的“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在壁上为自己画了一道。第二个唱的是高适的“开箧泪沾臆”，高适也为自己画了一道。随后王昌龄又添得一道。王之涣说，这几位为普通歌妓，唱的都是下里巴人。应看那位最佳的歌妓唱的是谁的诗。若唱的不是我诗，刚终身不敢与你们二位争衡了。待那名妓唱时，果然为王之涣之诗，三人不觉开心笑起来。诸伶因他们大笑而见问，知是王之涣等，非常高兴，即拜请他们人席。旗亭画壁，遂成典故。元人还编成杂剧上演。从此可见当时王之涣诗名之盛。
如此有才华之人，可惜终不见用，天也不假其年。这也是一切有才华的正直知识分子的常见结局。他的诗虽只流传下六首，但这寥寥数首，确为我国古典文学宝库的精华。
王之涣诗集
王之涣，并州人，其兄之咸、之贲皆有文名。天宝间，与王昌龄、崔国辅、郑昈联唱迭和，名动一时。其诗用词十分朴实，然造境极为深远，令人裹身诗中，回味无穷。诗六首，其中《登鹳雀楼》、《凉州词二首》（其一）和《送别》三首皆著名，又尤以前两首最脍炙人口，可谓“皤发垂髫，皆能吟诵”；诗中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和“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都是流传千古的佳句，也正是这两首诗给诗人赢得了百世流芳的显著地位。
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送别
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
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
凉州词二首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单于北望拂云堆，杀马登坛祭几回。
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
宴词
长堤春水绿悠悠，畎入漳河一道流。
莫听声声催去棹，桃溪浅处不胜舟。
九日送别
蓟庭萧瑟故人稀，何处登高且送归。
今日暂同芳菊酒，明朝应作断蓬飞。
洛阳千唐志斋博物馆馆藏有王之涣的堂弟王之咸及王之咸第五子王绾的墓志。截至目前，洛阳曾经出土过王德表及其夫人、王洛客、王之咸、王绾、王之涣等王氏家族的九方墓志，足以说明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家族的墓地就在洛阳。
王之咸的墓志记载，他的祖父名叫王德表，曾做过瀛州文安县令；父亲名叫王景，曾做过登州和莱州刺史等官职；王之咸曾做过长安县尉等职，后因故被贬为淄川郡司士。唐天宝十年(公元七五一年)四月十二日，五十七岁的王之咸因病死于淄川官舍。天宝十二年十月十七日，他和夫人李氏被合葬于洛阳北邙山。
王绾墓志记载，王绾一生曾做过十个官职，最后被授予左赞善大夫之职。公元七九三年，王绾死于京城长安。王绾的二哥当时在江南任御史中丞，听到消息后，让儿子赶到长安，护送王绾灵柩回洛阳，并于第二年四月七日葬于北邙山祖茔。
根据志文记载，王之涣家族原籍山西太原，死后最早葬在洛阳的为王之涣的祖父王德表。王德表晚年住在洛阳，共有五个儿子，其中一子名字不详，另外四子分别叫王昱、王洛客、王景和王昌，死后也都葬在洛阳。王之涣为王昱的儿子。目前，千唐志斋博物馆共收藏有王氏家族七方墓志，王洛客的墓志现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王之涣的墓志出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现藏南京博物院。
点评：
沈括曰：“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唯李益、王之涣、畅当三篇，能状其景。”
白朴，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朴，字太素，号兰谷。生于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年），至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在世，此后行踪不详。原籍隩州（今山西河曲县），后徙居真定（今河北正定县），晚年寓居金陵（今南京市）。他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杂剧家。
白朴出身官僚士大夫家庭，他的父亲白华为金宣宗三年（1215年）进士，官至枢密院判；仲父白贲为金章宗泰和间进士，曾做过县令，叔父早卒，却有诗名。白家与金代大文豪元好问父子为世交，过从甚密。两家子弟，常以诗文相往来。
白朴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本应优游闲适，读书问学，以便将来博取功名。然而，他的幼年却偏偏遭逢兵荒马乱的岁月，他只得同家人在惊恐惶惑中苦熬光阴。他出生后不久，金朝的南京汴梁已在蒙古军的包围之下，位居中枢的白华，整日为金朝的存亡而奔忙，无暇顾及妻儿家室。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蒙古军树炮攻城，哀宗决计弃城北走归德，白华只得留家人于汴京，只身随哀宗渡河而上。次年三月，汴京城破，蒙古军纵兵大掠，城内士庶残遭杀戮，财富遭到空前洗劫。战争中，白朴母子相失，幸好当时元好问也在城中，才把他和他的姐姐收留起来，在乱兵和饥荒中救了他的性命。四月底，元好问携带白朴姐弟渡河北上，流寓聊城，后寄居于冠氏（今山东冠县）县令赵天锡幕府。元好问虽也是亡国奔命之臣，生活至为艰辛，但他视白朴姊弟犹如亲生，关怀备至。白朴为瘟疫所袭，生命垂危，元好问昼夜将他抱在怀中，竟于得疫后第六日出汗而愈。白朴聪明颖悟，从小喜好读书，元好问对他悉心培养，教他读书问学之经，处世为人之理，使他幼年时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白朴的父亲白华于金朝灭亡后先投南宋，做了均州提鲁。然不久，南宋均州守将也投降元朝，白华遂北投元朝。蒙古太宗九年（1237年），白朴12岁时，白华偕金朝一些亡命大臣来到真定，依附在世守真定的蒙古将领史天泽门下。同年秋，元好问由冠氏返太原，路经真定，遂将白朴姊弟送归白华，使失散数年的父子得以团聚。父子相见，白华感到极大的快慰，他有一首《满庭芳·示列子新》词，表述当时的心情：“光禄他台，将军楼阁，十年一梦中间。短衣匹马，重见镇州山。内翰当年醉墨，纱笼支高阔依然。今何日，灯前儿女，飘荡喜生还”。他也十分感激元好问代为抚育儿女之恩，曾有诗谢之曰：“顾我真成丧家犬，赖君曾护落窠儿。”
随着北方的安定，白朴父子也就在真定定居下来。从此，他按照父亲的要求，写作诗赋，学习科场考试的课业。他对律赋之学颇为上进，很快即以能诗善赋而知名。其时，元好问为修撰金朝历史书籍，也常出入大都，从而往来于真定，关心着他的学业，每至其家，都要指导他治学门径，曾有诗夸赞白朴说：“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勉励他刻苦用功，成就一番事业。然而，蒙古统治者的残暴掠夺，使白朴心灵上的伤痕难以平复，他对蒙古统治者充满了厌恶的情绪，兵荒马乱中母子相失，使他常有山川满目之叹，更感到为统治者效劳的可悲。因此，他放弃了官场名利的争逐，而以亡国遗民自适，以词赋为专门之业，用歌声宣泄自己胸中的郁积。
随着年岁的增长，社会阅历的扩大，白朴的学问更见长进。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白朴36岁。这年四月，元世祖命各路宣抚使举文学才识可以从考者，以听擢用，时以河南路宣抚使入中枢的史天泽推荐白朴出仕，被他谢绝了。他既拂逆史天泽荐辟之意，自觉不便在真定久留，便于这年弃家南游，更以此表示他遁世消沉，永绝仕宦之途的决心。然而，眷妻恋子的情肠终不能割断，他也经常为自己矛盾的心情所煎逼，感到十分痛楚。
尽管如此，他还是要远离那车马红尘之地。他先到汉口，再入九江，41岁时曾北返真定，路经汴京。此后，再度南下，往来于九江与洞庭之间，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在金陵定居下来。这前后，可能因为他的真定原配去世，他曾为妻丧而回到过真定，逢着这个机会，又有人建议他去朝中做官，却被他谢绝了。此后不久，他即返金陵。从此，主要在江南的杭州、扬州一带游历，直到81岁时，还重游扬州。而后，他的行踪就无从寻觅了。
白朴放浪形骸，寄情于山水之间，但他却并不可能真正遁迹世外，对现实熟视无睹。加之，他的足迹所至，恰恰是曾经繁华一时，而今被兵火洗劫变为的荒凉境地。前后景象的对比，更激起他对蒙古统治者的怨恨。他以诗词来宣泄这种怨恨，控诉蒙古统治者的罪恶行径。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白朴游至九江，再入巴陵。九江昔日的繁华，却被一扫而光，留在他眼底的是萧条冷落，他不禁无限伤感地叹息道：“纂罢不知人换世，兵余独见川流血，叹昔时歌舞岳阳楼，繁华歇”。至于金陵怀古，杭城“临平六朝禾黍、南宋池苑诸作，”处处抒发遗民的心情，“伤时纪乱，尽见于字里行间。”其感物伤情从笔下款款道出。
白朴毕竟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为江山异代，田园荒芜而感伤、而悲戚，但他更多地是为自己一生九患的身世伤怀。一部《天籁集》，可以说处处倾诉着他对怆凉人生的感慨。他除了用词曲表达他的意志情怀外，还写下了不少杂剧，为元代杂剧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才华。
在元代杂剧的创作中，白朴更具有重要的地位。历来评论元代杂剧，都称他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为元杂剧四大家。据元人钟嗣成《录鬼簿》著录，白朴写过15种剧本，这15种是：《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唐明皇游月宫》、《韩翠颦御水流红叶》、《薛琼夕月夜银筝怨》、《汉高祖斩白蛇》、《苏小小月夜钱塘梦》、《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楚庄王夜宴绝缨会》、《崔护谒浆》、《高祖归庄》、《鸳鸯间墙头马上》、《秋江风月凤凰船》、《萧翼智赚兰亭记》、《阎师道赶江江》。加上《盛世新声》著录的《李克用箭射双雕》残折，共16本。现在仅存《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董秀英花月东墙记》、《裴少俊墙头马上》三种，以及《韩翠颦御水流红叶》、《李克用箭射双雕》的残折，均收入王文才《白朴戏曲集校注》一书中。
白朴的剧作，题材多出历史传说，剧情多为才人韵事。现存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写得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鸳鸯间墙头马上》，描写的是一个“志量过人”的女性李千金冲破名教，自择配偶的故事。前者是悲剧，写得悲哀怛侧，雄浑悲壮；后者是喜剧，写得起伏跌宕，热情奔放。这两部作品，历来被认为是爱情剧中的成功之作，具有极强的艺术生命力，对后代戏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戏曲史上，宋、金两代已有了纯粹演故事的戏曲，但没有剧本流传下来，我们无从说清楚这些戏曲的情况。元代的杂剧，在故事情节、人物塑造方面，都发展到相当娴熟的地步，为我国的戏曲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保留下来的剧作中，可知其情节曲折，主题突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剧中人物，无论是因享乐而坏江山的唐明皇，冰肌玉骨、一身娇娆之气的杨贵妃，还是爽朗果敢的闺秀李千金，都塑造得各具个性，栩栩如生。以至于现在戏剧舞台上的唐明皇，还可见到白朴塑造的这一形象的遗风。
与关汉卿相比，白朴的生活圈子比较局限，因此，他不可能从社会下层提炼素材，写出象关汉卿那感天动地的《窦娥冤》。然而，他善于利用历史题材，敷演故事，因旧题，创新意，词采优美，情意深切绵长，又是关汉卿所不及的。他在文学史和戏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他的剧作的艺术成就，早已成为文学艺术上的重要研究课题。
白朴的词作，在他生前就已编订成集，名曰《天籁集》。到明代已经残佚，字句脱误。清朝中叶，朱彝尊、洪升始为整理刊行。全集收词二百余首，除了一些应酬赠答、歌楼妓席之作外，多为伤时感怀的作品。赖有这部作品，我们才可以了解白朴的生涯。他的词作，承袭元好问长短句的格调，跌宕沉详，天然古朴。
傅山，(1607－1684），字青竹，后改青主，别号颇多，诸如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啬庐、侨黄、侨松等等，不一而足。
顺治十一年，以河南狱牵连被逮，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门人中有以奇计救之，得免。然山深自咤恨，谓不若速死为安，而其仰视天、俯视地者，未尝一日止。比天下大定，始出与人接。
康熙十七年，诏举鸿博，给事中李宗孔荐，固辞。有司强迫，至令役夫舁其床以行。至京师二十里，誓死不入。大学士冯溥首过之，公卿毕至，山卧床不具迎送礼。魏象枢以老病上闻，诏免试，加内阁中书以宠之。冯溥强其入谢，使人舁以入，望见大清门，泪涔涔下，仆於地。魏象枢进曰：“止，止，是即谢矣！”翼日归，溥以下皆出城送之。山叹曰：“今而后其脱然无累哉！”既而曰：“使后世或妄以许衡、刘因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至家，大吏咸造庐请谒。山冬夏著一布衣，自称曰“民”。或曰：“君非舍人乎？”不应也。卒，以朱衣、黄冠敛。山工书画，谓：“书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
人谓此言非止言书也。诗文初学韩昌黎，崛强自喜，后信笔抒写，俳调俗语，皆入笔端，不原以此名家矣。著有霜红龛集十二卷。子眉，先卒，诗亦附焉。眉，字寿髦。每日出樵，置书担上，休则把读。山常卖药四方，与眉共挽一车，暮抵逆旅，篝灯课经，力学，继父志。与客谈中州文献，滔滔不尽。山喜苦酒，自称老糵禅，眉乃称小糵禅。
明末清初之际，地处山西腹地的太原府阳曲县（今太原市），出了一位博艺多才、重气节、有思想、有抱负的著名人物。他的事迹生平，不见于正史记载，甚至连专门记载地方历史陈迹的县志、府志，也只见廖廖数语。然而他的声誉和影响却是相当之大，相当之深，毫不夸张地说，在太原地区乃至三晋大地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颇受人民群众拥戴。在整个山西乃至于全国也称得上声名遐迩，彪柄于后。他就是明清之际的志士仁人傅山——傅青主。
傅山世出官宦书香之家，家学渊源，先祖连续七八代有治诸子或《左传》、《汉书》，卓然成家者。曾祖傅朝宣曾为宁化府仪宾、承务郎，祖父傅霖累官山东参议、辽海兵备，颇有政绩，其父傅子谟终生不仕，精于治学。傅山少时，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博闻强记，读书数遍，即能背诵。15岁补博士弟子员，2O岁试高等廪饩。后就读于三立书院，受到山西提学袁继咸的指导和教诲，是袁氏颇为青睐的弟子之一。
袁继咸，是明末海内咸知的耿直之臣，提学山西时，以“立法严而用意宽”的精神宗旨，整顿三立书院学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极重于文章、气节的教育，对傅山影响颇深，傅山亦以学业精湛、重节气得意于袁氏门下。袁继咸曾在朝为兵部侍郎，因为官清廉，为人耿直，敢于直言，得罪权贵魏忠贤之流，被贬为山西提学。崇祯九年（1636年），魏忠贤死党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捏造罪名诬告袁继咸，陷其京师狱中，傅山为袁鸣不平，与薛宗周等联络生员百余名，联名上疏，步行赴京为袁诉冤请愿。他领众生员在京城北京四处印发揭贴，申明真相，并两次出堂作证。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斗争，方使袁继咸冤案得以昭雪，官复武昌道。袁继咸得雪之日，魏忠贤的走卒——张孙振，亦以诬陷罪受到谪戍的惩罚。这次斗争的胜利，震动全国，傅山得到了崇高的荣誉和赞扬，名扬京师乃至全国。
袁案结束后，傅山返回太原。他无意官场仕途，寻城西北一所寺庙，辟为书斋，悉心博极群书，除经、子、史、集外，甚至连佛经、道经都精心览读，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年），傅山受聘于三立书院讲学。未几，李自成起义军进发太原，傅山奉陪老母辗转于平定嘉山。不久，起义军、清军先后攻占北京，明亡。傅山闻讯写下“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为表示对清廷剃发的反抗，他拜寿阳五峰山道土郭静中为师，出家为道，道号“真山”。因身着红色道袍，遂自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示决不向清朝屈服。可见，傅山出家并非出自本心，而是藉此作为自己忠君爱国、抗清复明的寄托和掩护。
清军入关建都北京之初，全国抗清之潮此伏彼起，气势颇高，傅山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强大，早日北上驱逐清王朝匡复明室，并积极同桂王派来山西的总兵官宋谦联系，密谋策划，积蓄力量，初定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五日从河南武安五汲镇起义，向北发展势力。然而，机事不密，宋谦潜往武安不久，即被清军捕获，并供出了傅山。于是傅山被捕，关押太原府监狱。羁拘期间，傅山矢口否认与宋谦政治上的关系，即便是严刑逼供，也只说宋曾求他医病，遭到拒绝，遂怀恨在心。一年之后，清廷不得傅山口供，遂以“傅山的确诬报，相应释宥”的判语，将他释放。
傅山出狱后，反清之心不改。大约在顺治十四至十六年间，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势。当确感清室日趋巩固，复明无望时，遂返回太原，隐居于城郊僻壤，自谓侨公，那些“松乔”、“侨黄”的别号就取之于此后，寓意明亡之后，自己已无国无家，只是到处做客罢了。他的“太原人作太原侨”的诗句，正是这种痛苦心情的写照。康熙二年（1663年），参加南明政权的昆山顾炎武寻访英雄豪杰，来太原找到傅山，两人抗清志趣相投，结为同志，自此过从甚密。他们商定组织票号，作为反清的经济机构。以后傅山又先后与申涵光、孙奇逢、李因笃、屈大筠以及王显祚、阎若璩等坚持反清立场的名人和学者，多有交往。尤其是曾在山东领导起义的阎尔梅也来太原与傅山会晤，并与傅山结为“岁寒之盟”。王显祚见傅山常住土窑，特为他买了一所房院，即今太原傅家巷四号院。
清初，为了笼络人心，泯除亡明遗老们的反清意识，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清政府日益巩固的康熙十七年（1678）颁诏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联将亲试录用”。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推荐傅山应博学宏词试。傅山称病推辞，阳曲知县戴梦熊奉命促驾，强行将傅山招往北京。至北京后，傅山继续称病，卧床不起。清廷宰相冯溥并一干满汉大员隆重礼遇，多次拜望诱劝，傅山靠坐床头淡然处之。他既以病而拒绝参加考试，又在皇帝思准免试，授封“内阁中书’”之职时仍不叩头谢恩。康熙皇帝面对傅山如此之举并不恼怒，反而表示要“优礼处士”，诏令“傅山文学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
傅山由京返并后，地方诸官闻讯都去拜望，并以内阁中书称呼。对此，傅山低头闭目不语不应，泰然处之。阳曲知县戴氏奉命在他家门首悬挂“凤阁蒲轮”的额匾，傅山凛然拒绝，毫不客气。他仍自称为民，避居乡间，同官府若水火，表现了自己“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气节。
在学术和学术思想上，傅山的学问文章，都追踪当时的进步思潮，尤其是前半生明朝末亡之时，他的思想带有强烈的进步倾向，不重视当时学者重理学的倾向。他赞扬具有革命新精神，被明朝统治者视作洪水猛兽的李贽学术思想和刘辰翁、杨慎、钟星等节高和寡之士的文风。对明末的政治腐败，官场龌龊，是有清醒的认识。清军入关明王朝灭亡后，傅山一反清初一般学者以经学为中心的研究范围，而是独辟研究子学的途径，冲破宋明以来重理的羁绊，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成为清之后研治诸子的开山鼻祖。至于傅山的诗赋，则是继承了屈原、杜甫以来的爱国主义传统，他主张诗文应该“生于气节”，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族为衡量标准。傅山一生著述颇丰，可惜所著宏论，大都散失，只存书名和篇名，留存于世的仅《霜红龛集》和《两汉人名韵》两部。
在诗、文、书、画诸方面，傅山皆善学妙用，造诣颇深。其知识领域之广、成就之大，在清初诸儒中，无出其右者。傅山的书法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他书出颜真卿，并总结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于直率毋安排”的经验。他的画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所画山水、梅、兰、竹等，均精妙，被列人逸品之列。《画征录》就说：“傅青主画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胜，墨竹也有气。”他的字画均渗透自己品格孤高和崇高的气节，流溢着爱国主义的气息，在中国古典书画艺术中，博得后人的高度赞赏。
傅山在医学上，也有着巨大的成就。他内科、妇科、儿科、外科，科科均有很高的技术，而尤以妇科为最。其医著《傅氏女科》、《青囊秘诀》，至今流传于世，造福于人。傅山极重医德，对待病人不讲贫富，一视同仁，在相同情况下，则优先贫人。对于那些前来求医的阔佬或名声不好的官吏，则婉词谢绝。对此他解释为：““好人害好病，自有好医与好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
傅山作为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一生中处处表现了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他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和气节，毫不愧对“志士仁人”的评价。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正统思想的作梗，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夹杂着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无不打着大汉族主义的烙印，这些则应引起当今学者和研究者的注视。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初，傅山的爱子傅眉忽逝，年愈古稀进入风烛残年的傅山悲痛异常，再也经受不得如此打击，不久则撒手人寰，与世长辞，时年77岁。
山西作为傅山先生的故乡，山西人民始终对先生怀着崇高的敬意和怀念。2007年，当此傅山先生诞辰400周年之际，目前收藏有国内最多先生遗墨的山西博物院，联合晋祠博物馆几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等多家大型文博收藏单位，将之前分散各地的先生书画作品汇聚一处，作一集中展示。这是300年来很多先生手泽遗珍第一次重归故里，也是先生作品的空前大聚合，这是纪念傅山先生的一次隆重活动。暂定于2007年9月25日左右开，展出时间三个月。
传世医书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傅氏幼科》等，对后世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傅青主女科》，更是清代主要传世之妇产科专著。一说《傅青主女科》节自陈士铎《辨证录》等医书，系托名著作。但从其遗墨《医学手稿》，可知即《傅青主女科》“调经”部分。另著有《大小诸症方论》（1673年），据顾炎武序（1673年）称“予友傅青主先生手著女科一卷、《小儿科》一卷、《男科杂症》一卷”，可见以上医书确为傅氏所著。
刘勰之先，两汉是一个研究屈原的火红时期。但这时的学者们，多继司马迁“悲其志”、“想见其为人”的余响，着重在屈原人格方面的评品；而注骚者，又多在作品内容和名物训诂方面下功夫。到南朝齐梁间的刘勰，才蝉蜕众说之外，卓立于诸家之上，把楚辞学从两汉以来的经学藩篱中解脱出来，第一次论证了屈原在我国文学史上文学之祖的崇高地位，为隋唐以降的历代作家如何学习楚辞，指出了全新的向上一路。
刘勰研究屈原的成就，集中体现在《文心雕龙》的《辨骚》篇里。《辨骚》的突出贡献在于，运用“规略文统，宜宏大体”的原则，第一次按照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成就和历史地位作了宏观的研究。这一研究的杰出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屈原作品“四同”和“四异”的精辟分析上。
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里，鲜明地提出了文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而且进行了详赡的论述。据此，他在《通变》、《时序》等篇中，充分论述了文学史中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如在《通变》里说：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涂，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作者注重从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着眼，指出不同时代的文学都是在继承（因、通）前代文学遗产的基础上，从事革新和创造（革、变），从而发展自己时代的新文学。他在《通变》中还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就是说，不同时代的文学，都是前后相互联系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变革，才能持续发展；继承，方能不至贫乏。
在《辨骚》篇里，刘勰正是运用文学内部发展的规律，从继承和革新两个方面，第一次揭示了屈原作品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他在分析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时，从“宜宏大体”的原则出发，精辟地概括出了“四同”和“四异”：
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
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
这里的“四同”，就是“因”，指对前代文学传统的继承，说明《楚辞》之“体慢于三代”；“四异”就是“革”，即革新创造。所谓革新创造，就是《雅》、《颂》等经书所没有，为经术所不齿，被经学家看作“博徒”（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博徒人之贱者。”）；而对于后世之文学发展来说，却是“英杰”，显得格外宝贵。屈原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革新创造，是因为“风雅于战国”，就是说，，《楚辞》是战国特定社会的产物。这就是《时序》篇所谓“文变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的具体体现。
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多说，这“四异”，是刘勰在宗经思想指导下，对屈原作品的批评否定，因此斥之为“博徒”。这显然是误解。第一，与《辨骚》全篇的内容不合。只要通观《辨骚》全文，本来是十分清楚的。《辨骚》开篇写道：“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作者赞美、倾慕之情，激切高昂，统帅全篇。《辨骚》在指出“四同”、“四异”后，紧接着写道：
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古《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词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作者对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从思想内容到辞采风格，不仅作了全面的肯定，他简直陶醉在屈原建造的这座梦幻般的艺术殿堂里，情不自禁地在纵情高歌！它称颂屈原作品“气往轹古”、“难与并能”，把《诗经》三百篇也比下去了。用“取熔经意”收束“四同”之述，又以“自铸伟辞”点明“四异”之旨。难道还说得不清楚明白吗？第二，统观全书，显然也与作者对屈原的评价不符。《文心雕龙》五十篇，除《辨骚》以外，其他四十九篇中，有十九篇共二十五处提到屈原或楚辞。在这二十五处文字里，或赞美屈原的人格，或把《楚辞》与《诗经》并称，或肯定其变革创新之功，或夸耀其辞采飞扬之妙，纵有几处并无明显的称颂之意，但确无一处贬谪之辞。从全书的结构看，刘勰把《辨骚》排列在《原道》、《征圣》、《宗经》、《正纬》之后，放在“文之枢纽”的地位，作为文学总论来论述，是独具慧眼的。可见刘勰看重屈原作品，极力推崇楚辞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与巨大影响。也就是说，刘勰之所以看重屈原的作品，不在乎屈原作品中同于经典的“四事”，而高度评价的是屈原作品中那“异乎经典”的“四事”。
《辨骚》在分析了“四同”与“四异”之后，接着对以屈原和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作了具体的评价。首先，他把“四同”与“四异”统摄在一起，结合具体作品评论，并分别概括为“朗丽以哀志”、“绮靡以伤情”、“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标放言之致”、“寄独往之才”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既概括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又突出地指出了作品的艺术成就；既体现了“取熔经义”，以“四同”为中心内容的继承，更突出强调了“自铸伟辞”，而表现为以“四异”为中心的独创。他把屈原作品放在文学发展历史的艺术长廊里，同它以前的作品进行比较，做出了完全肯定的判断：“故能气往轹古，词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在刘勰看来，楚辞在文学史上的成就，超过了以往所有的作品（包括五经之列的《诗经》）。他认为过去的任何作品都不能与屈原的作品并肩媲美。诸骚之能“轹古”、“绝艳”、“难与并能”，原因不在“四同”，而在于它的“四异”。刘勰写作《辨骚》的思路是清清楚楚的。
当然，刘勰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文心雕龙》在《辨骚》篇前面的《原道》、《征圣》、《宗经》诸篇打上的当时时代的烙印是非常明显的。但在《辨骚》篇里，虽然似乎也是用经学作为标尺来衡量楚辞的得失，但只是在经学上虚晃一枪，然后对不同于于经学的“异采”，用了貌似批评而实在激情赞扬的手法，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评价。
三、屈原创作的“异采”美是战国后期中国社会审美水平发展的结果
作家的艺术创作，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审美水平的表现，受当时社会审美水平所制约。屈原作品的“异采”美就是战国后期南中国社会审美水平发展的必然结果。研究屈原作品，我们应当了解我国战国时期的审美水平；其次，还要懂得楚国审美意识与中原各国审美意识之间的差异。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正处在由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深刻地影响中国传统思想的，以儒、道、法三家为主旋律的“百家争鸣”，不管门派的政治主张、思想体系如何不同，但其哲学思想、审美情趣都不约而同地归旨于“中”与“和”。
儒家的政治主张可以“礼乐”二字概括。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也是明明白白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礼”不论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其本质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记·曲礼》）是强化等级制的统治阶级奴役被统治阶级的理论。不同等级的人们之间，是以血淋淋的奴役来维系的，是不可调“和”的。而统治者为了麻痹被统治者，缓和阶级矛盾，便在“礼”治条件下，辅之以“乐”的理论为阶级统治这架绞肉机的润滑剂。《荀子·乐论》说：“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礼记·乐记》也说：“乐者为同，礼者别异；同则相亲，礼者相敬。”“乐者天地之和，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由地制。”很明显，礼乐理论是利用了人们内心对“乐”（艺术）的渴望、追求，来达到“礼别异”（强化阶级统治）的目的。“别异”是目的，是本质；“合同”则“仅足以美声文而侈视听耳”（《元史·礼乐志》）。从孔子到荀子，儒家思想以“礼乐”来规范、统一人们的思想、行为，并美之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儒家的“礼乐”理论皆出于《周礼》：“以五礼防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民之情，而教之和。”（《周礼·地官·大司徒》）“中”与“和”是儒家学说设计的最高政治理想，也是深刻影响到后世审美情趣的哲学根基。
道家从老子到庄周，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道”，也叫做“无”，就是司马迁在《史记》里概括的“以虚无为本”。道家学说最突出的理论就是把纷繁复杂的人间世，简化为“无（道）——有——无”这一“周行而不殆”的公式。《老子》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复归于无物。”（十四章）庄子继承《老子》衣钵，认为，从“道”（无）的运行规律看，万物生于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而万物“又复归于无物”，回到了“道”的怀抱。因此得出天地间万物“齐一”的结论。于是这个“道”便将社会的一切矛盾全都抹去了，同生死，齐万物，什么烦恼事也没有了。
法家用“法”来整齐人们的思想、言行。封建社会的法，源于“礼”，援礼入法，是中国古代法制的特征。法是什么东西？ 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君、臣、民三者是立法、执法与受法约束的关系，公开宣称是不平等的。韩非子更是鼓吹：“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五蠹》）
我国古代哲学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强调天人合一。先秦审美基调的“中”与“和”，正是这一“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反映。《诗》三百篇，被儒家概括出“温柔敦厚”的“诗教”，孔子的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这一审美思想的的典型体现。
屈原生活的时代，以“中”与“和”为中心的审美思想已经成熟并影响深远，需要一种新的审美情趣来提升审美水平。这样，屈原作品的“异采”美，便应运而生。屈原的作品，一反“温柔敦厚”的“诗教”，一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传统，一反“无过无不及”的中庸准则，通过典型化的手法，把诗中的每一个形象，都推向极致。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正与反、香与臭、洁净与肮脏，都绝然相反、尖锐对立、不可调和！这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丑恶与作家心灵深处的纯美尖锐对立的反映，是当时社会发展潮流趋向统一的大好形势与楚国统治集团的无作为尖锐矛盾的艺术再现。特别是长诗《离骚》的主人公形象，更是亘古未有，无与匹配。你看他：
屈原作品中，以《离骚》为中心的主人公形象（《九歌》除外），有学者称之为作者的自我形象，正因为它在我国文学史上奇异不凡、独步古今，所以它的艺术成就和影响也就光耀古今，难与并能。
屈原之所以能够从当时社会的“中和美”的审美理论中挣脱出来，除了前面说到的，审美水平发展的必然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南楚文化的影响，亦即楚国审美意识与中原各国审美意识的差异。在先秦，我国南北文化有着极大的差异。这一差异与屈原美学特征联系较为紧密的，大致有这么两个方面：地理条件和民族隔阂。
先看地理条件的差异。最早指出这一差异的是梁启超。他在《中国古代思潮》中说：
凡人群第一期之文化，必依河流而起，此万国之所同也。我中国有黄河扬子江两大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自有其本来之文明，为独立发展之观，虽屡相调和混合，而其差别相自有不可掩者。
他又在《屈原研究》中论述了南北两派学术思想的差异：
北地苦謇磽瘠，谋生不易，其民族消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且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
而南方就不同了：
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为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之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
他因此总结出北方学者的特点是：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而南方学者的特点则是：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这就鲜明指出了与北方《诗经》为代表的文学作品相比，屈原作品表现出鲜明的异彩美的特殊风格。至于这一地理条件的差异，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王国维亦有专文论述。他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说：
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之社会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然改作与创造，皆当日社会之所不许也。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辩，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象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文化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象之产物。以我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人之富于想象，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之优于北方文学者也。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所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王氏分析了以《诗经》和《楚辞》为代表的南北文学发展历史，揭示出各自的特征。与“改作旧社会”的北方文学比较，“创造新社会”的楚辞，其异彩美的审美特征就显得格外突出了。
至于民族隔阂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楚国发展到屈原生活的时候，已经建国700多年。在这700多年里，楚民族的发展走着与中原民族不同的道路。我们且以“中国”一词为例，分析先秦的民族关系。
在先秦，“中国”一词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中国”一词的最初含义，指的是商、周两代的京畿地区。例如《诗经·大雅·民劳》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把“中国”与“四方”、“四国”相对，认为自己立于国之中。到东周，中原的诸侯各国也自称“中国”。慢慢地，“中国”的范围就由周天子的直属地区扩大到齐、鲁、宋、郑、卫以及三晋等黄河中下游地区，谓之华夏族。在先秦典籍中，经常将“中国”与“夷狄”相提并论。“中国”与“夷狄”的区分标准，最重要的就是看它是否接受“周礼”的制约。在先秦，楚人一直被华夏各国目之为“夷狄”、“南蛮”。因为楚人繁衍在长江流域，与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在文化背景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最根本的区别就是黄河中下游各国无一例外地接受礼制，而长江流域各国普遍不接受礼制的约束。《史记》的《楚世家》里，就纪录有楚国前后两个国君（熊渠、熊通）自称“我蛮夷也”的史实。这一文化上的差异，必然要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屈原应当是熟悉华夏文明的，也应当是熟悉礼制和《诗经》的。因此，正如上引王国维分析的那样，屈原把北方文化，特别是《诗经》的成就，拿来融入楚文化之中，铸造出自己民族的惊采绝艳的伟词：楚辞。故尔，周拱辰谓：“《离骚》之视《诗》，异矣！”（《楚辞疏序》）
屈原作品在文学史上大放异彩，在中国，在世界，都是独步的。而这全都来源于他的“异采美”的审美观。其实，屈原“异采美”的审美观，不只表现在文学上。正如梁启超所说：“其感情之渊微，论辞之瑰伟，亦我思想界中一异采也。”
据说：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是凭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而约定俗成的民间节日。当时老百姓为了追思他，集聚到了汨罗河岸，向河里投了很多的食物以慰藉屈原之仙灵。为避免被鱼类吃了，就用粽叶包裹好后再投，这就是我们今天吃的粽子之来历。
这是不是真的，现在已经无法考究。但在吃粽子的时候，再品味《离骚》、《天问》、《九歌》、《九章》，另有一番味道。我总觉得屈原遭流放、投江都是很值得的。因为屈原如果不遭流放，也许就写不出那样慷概激越的诗篇，屈原如果不投江，我敢肯定他一辈子都没有这么好的名声。
中国文化、习俗都是代代传承的，当今不也是这么个社会现象吗？你没有一点惊人壮举，你一生都会默默无闻；你一旦有那么一丁点闪光的，你就会被吹得离谱，给人以蔑笑了之。抑或有了罪恶，你就被批得体无完肤，遗臭万年。要么左要么右，这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凭心而论，屈原投江，表露出了他傻的一面。屈原尽管诗篇华丽，文采非凡，其实他一点也不聪明。他就不知道投江时候要象现在一样要闹得个轰轰烈烈，等119来劝解挽留施救呢；他默默地死了也就死了，最多留给人们的是一声叹息，但对于他的家人，那是怎么样的一种痛啊？他为国而死，有现在二十万三十万这样丰厚的抚恤金吗？所以我说屈原傻，太傻！
其实屈原的傻，远不止这些，他的傻在于他固执的性格，就是现在说的还不够健全的心理在作祟，他不知道不懂得在官场要会迂回曲折。我觉得屈原傻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屈原的傻在于他不会见风使舵。风向变了，他还固执地朝原来的那个方向飞奔。想想：他能不站错队走错路吗？用老一套看待现代人和事，他会不被孤立、不被淘汰、不被掉队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怪了！你看江上的船，顶风而行逆风而走，没有梢公的拉扯，有几只船不桅断船倾的？其实，说起来楚王也曾经给了他顺风船的机会的，可屈原就是不听。
屈原的傻在于他不会卑躬屈膝。王有王的权官有官的威。王权官威触犯得吗？更是触怒不得的。可屈原他就是敢于太上动土。他写什么诗嘛，他的诗含沙射影直指王朝，如果王朝不给你小鞋穿，那就说明这个社会现象太不正常了。有时候如果他无意触犯王权官威了，就赶紧下跪作揖求饶认罚，也许败局还能够挽回，或出点血请人说说情，说不一定还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他不，在被问罪起来时，他还不底头，不认错，一副清高倨傲的样子，屈原他不被贬谪，不被流放，岂不是咄咄怪事？
屈原的傻在于他不会投其所好。楚王有楚王的爱好，王妃有王妃的爱好，屈原他却对他们的爱好了解不多或者说不知道投其所好。我想问问屈原：楚王会打高尔夫球吗？他喜欢洗桑拿还是木桶浴？王妃喜欢什么首饰？这些问题他只是个瞠目结舌，全然不知道，楚王怎么会把他留在身边啊？那次楚王手拿一个橄榄球，他却偏说是椭圆的，被楚王瞪了一眼，他也不立马改口说是方的。不久，他就遭贬了，被逐放了，真是活该，能怨得了谁啊？
我想，要是在今天屈原还健在，也许官场里的那一套已经轻车熟路了，即使还固执偏激，肯定会有不少人给予开导，起码以至不会落到颠沛流离，痛心疾首了的地步了；也许学习得更圆滑了，肯定见了人不会说狗话，见了狗不会说人话，是个真正的人才了；也许更懂得珍惜生命，热爱生命了，不再轻生，不再给家里人留下难言的伤痛了。
悲哉，屈翁！
杜牧(803～852) ，唐代诗人。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高门士族，祖父杜佑是中唐有名的宰相和史学家。杜牧晚年任中书舍人，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后世因称之"杜紫微"、"杜樊川"。
生平 杜牧生活在内忧外患日益加深的晚唐时期，从青年起就关心国事，抱有挽救危亡、恢复唐王朝繁荣昌盛的理想。23岁时写成《阿房宫赋》，以秦朝的滥用民力、奢逸亡国为戒，给本朝统治者敲了警钟。关于杜牧生卒年，钱大昕《疑年录》据杜牧大中六年《自撰墓志铭》推断，生年为贞元十九年(803),卒年为大中六年(852)。但也有学者考证其卒年在大中七年以后。
大和二年(828)进士及第,制策登科，授弘文馆校书郎。同年十月离开长安，到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府署中担任幕僚，后转入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和宣歙观察使崔郸幕中任掌书记、判官等职。十数年间奔波各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他进一步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多所探究，尤喜议政谈兵。在淮南幕府中写的政论文《罪言》等，对修明朝政、削平藩镇提出了切中时弊的见解。著名的《张好好诗》，也写在这一时期。
开成四年(839)回长安,历任左补阙、膳部及比部员外郎。会昌二年(842)以后,相继出任黄州、池州、睦州刺史。在地方官任上，常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革弊政,免除猾吏豪胥额外强征的苛捐杂税。会昌年间,宰相李德裕主持抗击回纥侵扰和平安泽潞藩镇叛乱的军事活动。杜牧为了实现其政治主张,上书陈述用兵方略,得到采纳，并取得"泽潞平，略如牧策"（《新唐书·杜牧传》）的成效。可见他确有实际政治才干。
大中三年(849),回朝任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复出为湖州刺史，一年后又内调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官终中书舍人。
杜牧生性耿介，不屑逢迎权贵，仕宦不很得意，从而对社会政治持清醒的批判态度。但抱负难以施展的苦闷，又造成他纵情声色、颓废放任的生活作风，有一些"风流艳事"流传。
文学创作 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足以名家。他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他最推崇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而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风貌。在《献诗启》中说："某苦心为诗，未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清代洪亮吉也说他"文不同韩、柳，诗不同元、白，复能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北江诗话》)。全祖望甚至称誉他为"唐长庆以后第一人"（《杜牧之论》）。
诗歌创作是杜牧最特出的方面，与晚唐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他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长篇如《郡斋独酌》，着重表现诗人"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的拯物济世的抱负,直抒胸臆,感激淋漓。《感怀诗》反映唐王朝安史乱后数十年来藩镇跋扈、边患频仍的动乱历史，画面宏伟，意气纵横，可与其《罪言》并读（翁方纲《石洲诗话》）。余如《杜秋娘诗》、《张好好诗》同情封建社会里妇女的不幸遭遇；《李甘诗》赞扬朋友的刚直气节,情事委曲尽致,亦称名篇。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七律《早雁》用比兴托物的手法，对遭受回纥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北方边塞人民表示怀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齐山登高》却是以豪放的笔调写自己旷达的胸怀，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一些抒情写景的小诗如《泊秦淮》、《山行》、《江南春绝句》等，都能用质朴的口语、简洁的白描，传达出悠远不尽的诗情画意，历来传诵人口。而象《赤壁》、《题商山四皓庙》、《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类咏史绝句，则又叙议结合，警拔精悍，往往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自出手眼,读来一新耳目。当然,他也写了一些放浪不羁、流于颓唐轻薄的作品如《遣怀》、《赠别》，属于消极的部分。
杜牧的诗歌具有独特风格。刘熙载《艺概》把他的诗风和李商隐加以比较说："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指明了两人的区别。晚唐诗歌的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面。这种重辞采的共同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情致婉约，前人用"俊爽"二字来概括这一基本风貌（胡应麟《诗薮》），是比较中肯的。
杜牧的文章在晚唐也自成一家，"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四库全书总目》）。据他的《上知己文章启》中说，他所写的《燕将录》、《罪言》、《原十六卫》、《与刘司徒书》、《送薛处士序》、《阿房宫赋》等，都是对现实有感而发，具有针砭时事的政治内容,尤其是《罪言》一篇,为宋祁写《新唐书·杜牧传》全部收录，并得到欧阳修的赞许，认为笔力不可及（费衮《梁溪漫志》）。另外，《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一文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辟佛思想。文章语言方面，杜牧坚持使用散体，笔锋犀利，明白晓畅，在晚唐四六骈文风行的情况下，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传统。他还把散文的笔法、句式引进赋里，写出象《阿房宫赋》那样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炉的新体"散赋"，突破六朝、唐初以来赋作日益骈偶化、声律化的趋势，对后来赋体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尊前集》中录有题杜牧撰的《八六子》词，全首长达90字。有人据此认为杜牧是文人中第一个采用民间曲子里的长调作词的人。但据后人考证，其风格不类唐人所作，此事尚无定论。
本集和校注本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杜牧《樊川集》20卷，其甥裴延翰所编次,共收诗文450篇。后经人增补外集1卷，北宋田概补编别集1卷,共收辑诗歌170余首,附于书末,但其中混入一些他人作品。《樊川集》的通行刊本有清光绪年间杨寿昌景苏园据日本枫山官库所藏宋刻本印摹的影宋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年间的翻宋刊本以及1978年出版的新校本。注释本中最通行的，当推清人冯集梧《樊川诗集注》。此外，杜牧曾为《孙子》13篇作注，收入《十一家注孙子》中。
杜牧的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和《唐才子传》。今人缪钺著有《杜牧传》和《杜牧年谱》，足资参考。
无题诗的佛道意趣在于对生命、感性的执着，在于对有求皆苦、无常幻灭的表达。
（1）、生命无常、命运难宰是义山对佛法的深切感悟，是无题诗反复吟咏的对象。
李商隐对于生命的关注是基于其个人的人生际遇之上的。他的感悟力，他的洞察力，势必开掘其内心的对美追求的渴望。对于真善美的期待，对于灵动生命的依恋，李商隐的执着赢得的只是无常的流转，好景的成空，面对这一切，“悲剧性的毁灭在诗人的心湖中留下了永久的震撼，并积淀在他的意识深层，和种种无常的体验一起，加重了诗人的悲剧性气质深化了无常感的现实人生内涵。诗人在诗歌中反复咏叹的美好事物的凋零衰落，展现了花谢枝残，香消玉损的惨烈火图景：“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无题二首》），“露花终裒湿，风蝶强娇饶”（《无题二首》），在这里，时而小径低徊，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扼腕喟叹，诗人对生命无常的学茫，忧叹得致到了淋漓的抒发。人生的呤咏，爱情的感伤，痛苦的超越，浓缩了无题诗的意蕴。诗人对于生命的深刻理解，使他通晓命运难宰的道理。无助无力的世人，受无常的左右，为世情所困扰，而对一切世俗的东西，只能也只能感叹自我的弱小可欺与无能为力。《无题》（八岁偷照镜）中的那位少女，才貌双全，精于女红，然而却被深闭在闺门之中，虚度青春，根本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种种情思，只能泣向春风。少女怀春的幽怨苦闷，正是才士渴求用世心情的写照。世事无常，能否担负重担，驰骋才情，个体丝毫不能自主。而诗人关注命运难宰的世人之时，认为世人就如“万里风波一舟”，在无常之流中，飘摇无定，孤寂无助，漫无目的，只知离乡愈远，愈加落寞，亘古凄凉，因此中能依稀听到绝望的心灵在哀吟：“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无题¡万里风波一叶舟》体现出诗人对人生的深切感悟。
（2）、有求皆苦、超越痛苦的禅学观照升华了诗人对佛道的感悟。
李商隐的无题诗多以爱情为表象，通过爱情的悲剧气氛来烘托诗人一生苦苦追求但所落空空的人生巨痛。正由于义山身处晚唐，社会的衰飒氛围，自己所处的饱尝忧患的人生经历，让他看来，“社会现实，人事自然，一事一物，一草一木，都带有衰苦的情调并成为感伤衰苦的心象。”②诗人笔下的情爱世界，多为孤寂凄冷，像风，似雾，若梦，多手不可及，口难言表，事与物趋于泛化，虚化，常伴有怀疑与绝望。“春风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诗人将情丝抽象为可及之物，关照至情至纯之物的产生与毁灭，于凄艳中萌发了人生无常的失落感。同时，他的诗又多以咏吧爱别离苦取胜。诗人认同痛苦，传达痛苦，感受痛苦，以为欲求导致了痛苦，求不得苦，于是在凄婉低沉的环境中表现对理想境界的挚热追求和追求幻灭的怅惘之情。“如何风雪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无题》）道出了理想难成，抱志空叹的无奈，至于“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情为探看”则露出了诗人对渺茫希望的执迷，“刘郎已在蓬山外，更隔蓬山一万重”更是对于理想难成的叹婉与绝望。
（3）、至死不渝的执著是诗人在佛道相融之下心灵的一种整合。
李商隐善于营造幻境，却认幻成真，执迷不悟。“灵心善感的诗人以其特有的幻想，幻觉梦思超感创造出许多渗透了迷惘感伤情思的幻象，它们或清丽淡雅，或浓艳瑰奇，或恍惚迷离，或鲜明生动，具有多样形态和色彩，但却都是心灵化的”⑤。他的心灵，拥挤着至美情爱的渴望，他的心灵，又真充着虚无幻灭的理解与体味：他追忆过去，哀吟现境，生情发感，执迷不悟；他企冀未来，销融自我，至死不渝，始终辗转于幻灭与追求之中。对于情爱，义山深为向往，既深感其虚幻，，又坚韧不懈的追求，对于两情的相知相悦，“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道出了生死不渝的执着；对于两地相思，“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无题》）话尽了铭骨相思的沉迷。据此可妄下断言：纵使诗人只的那么一点对佛道的理解，平心而论，其内心深处仍旧灼射出诗人对于生命，对于感性的至死不变的依恋与痴迷。
（4）、从其个人的人生经历来看，与佛道的交往必然带来诗人情感上与佛道的沟通。
我们应该看到，诗人与佛道的密切交往使其身上处处流逸着虚无的宗教色彩。义山在更多的时候，借助佛道以自慰，寻求哲理以超脱，诗人或顿悟，或半解，或迷茫，或无奈，但至始至终，虚无、执着，伤感……总是其感情的主调，成为诗人挥之不去的心头阴影。对于这种佛道的关注，其诗文也确凿有详述：
明朝骑马出城外，送我习业南山阿。 （《安平公诗》）
忆昔谢四骑，学仙玉阳东。（《李肱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韵》）
兼之早岁，志在元门；及到此都，更敦夙契。（《上河东公启》）③
实力浮泛之中，早有潜藏之愿；异时仰陪仙装，归从元游。（《上李舍人状六》）④
而至东川，义山骤变，始信佛禅，交游纳子，思想也近于佛家，这在其诗文中也略有反映：《樊南乙集¡序》云：“三年已来，丧失家业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佛理，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唐梓州慧义精舍禅院四证堂碑铭》开篇即指“明宣大中七年尚河东公作四证堂于梓州慧义精舍之南禅院”。而同集卷《道士胡君新井竭铭一篇》开宗明义：“梓潼帅所治城东北一里有宫曰紫极宫，宫有道士曰胡宗君。”
由此可知，诗人当时思想之状况，消极虚无，遁入佛道，但又不是对于佛道的简单演绎，而是对佛道采取了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纠其原因，不外乎人生遭际多舛，政治仕途不佳，生活、事业苦闷，年老体衰、多病，思妻、念乡心切，诸此种种。
陶渊明的诗
陶渊明(365--427)又名陶潜，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不仕。田园生活是陶诗的重要题材，因此后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
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
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对现实的失望，迫使诗人回到诗歌中去构筑一个理想的社会，《桃花源诗并记》是他这一思想倾向的反映。
除田园诗之外，陶渊明还有歌咏勇士的诗，有充满爱国热情的诗，有消极避世的诗，由此可见其诗歌思想的复杂性。
陶渊明的诗多取材田园风光、平常生活，运用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直率地抒写而出，这就使人感到自然、亲切，情感真挚，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引导读者去体味其中悠然冲淡的情致，走进诗人所营造的意境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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