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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台《自然智慧美的女性》讲座（8月_9月份)
| | | | 电台《自然智慧美的女性》讲座
1、邓颖超
邓颖超是中国妇女的骄傲。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她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女性的骄傲，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邓颖超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始终坚持党性原则，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她始终坚持严以律己，功高而不自满，位高而不自居，一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婚姻，被视为楷模，他们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一直与革命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邓颖超曾经这样写道：“……我们之间的书信，可以说是情书，也可以说不是情书，我们信里谈的是革命，是相互的共勉。我们的爱情总是和革命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艰险困苦，患难与共，悲喜分担，有时战斗在一起，有时分散两地，无畏无私。在我们的革命生涯里，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我们的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我们的思想受到了国际、国内新思潮的影响，我们彼此走上了共同的道路，这使我们的感情不只是个人的相爱，而是上升到为革命、为理想共同奋斗，这是我们能够相爱的最可靠的基础；而且，我们一直是坚持把革命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在革命之花开放的时候，我们的爱情之花并开了……把我们的相爱溶化在人民中间，溶化在同志之间，溶化在朋友之间，溶化在青年儿童一代。”
邓颖超说，长征队伍中的女同志同男同志一样的坚定勇敢。长征期间，我正患严重的肺病，沿途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同志们很多的照料和帮助。我也同样地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意志与战士们、同志们相互鼓舞。有些人可能很难想象，一个患重病的人，竟然也能坚持到达了陕北。奇怪的是在一年长征的锻炼中，我的肺病竟不药而愈了。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通信中，可以看到夫妻之间炽热感情的流露和矫情的倾诉，有的只是大量的讨论革命工作、交流思想、交流经验的鲜明记录。他们之间的感情理智而温馨、含蓄而深情、朴素而自然。这恰好与周恩来在致邓颖超的一封信中说过的一句话两相呼应，表现了周恩来一贯推崇的恋爱婚姻观点：“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真是老而弥坚。”
周恩来和邓颖超爱情与事业完美结合的例证，体现在邓颖超对于周恩来工作的大力支持和深切理解上面。他们夫妻之间的美好爱情，正是通过共同事业的桥梁，走到了至美的境界。
他们在婚恋问题上，一直倡导婚姻自主，反对包办代替，不管亲属也好，部下也好，总是希望他们能够将他们的个人婚恋与革命事业的需要紧密结合。
广州，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生活的起点。84岁的邓颖超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既没有可以登记的地方，也没有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我们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就是很简单地(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住在一起。
1956年，周恩来曾和侄女周秉德说起过那位姑娘。他说：当我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她不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立关系的。50多年的时光证明，周恩来当初的选择是多么地富于远见，此后在风雨同舟的奋斗生涯中，邓颖超和周恩来甘苦与共，一起度过了波涛汹涌的激情岁月。
周恩来夫妇一直过着节俭、朴素、清廉的生活，吃饭是非常简单的，他们一般是两菜一汤，两菜呢就是一荤一素，每个星期都要吃两次到三次粗粮，就像玉米面啊，或是高粱面、高粱米。剩下的饭菜能够留着下顿吃的，他就不让工作人员倒掉，要留着吃。外出坐车，凡出去理发、会朋友、看演出等私人活动，他们都要照章付费。周恩来因病到外地休养，邓颖超不放心，跟着去照顾，她的食宿费就由自己付。邓颖超说周恩来是因公休养，自己不能沾他的光。
全国妇联妇女干部学校恢复后，第一期学员已于九月二十八日结业。全国妇联名誉主席邓颖超和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出席了结业大会，并讲了话。她们勉励学员们回去后要从实际出发，做好妇女工作。
邓颖超同志亲切地对大家说，我们是同志、姐妹、同行，我现在虽然是妇联名誉主席了，但是我一直想着妇女工作，凡是碰到机会，我就补课。她强调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待事物，对待人。她希望大家回去后，在工作中千万不要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要密切联系群众，抓住妇女的特点开展工作，从工作实践中总结自己的经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工作中遇到麻烦，碰了钉子，不要灰心丧气。她说，困难是前进中不可避免的，这正是锻炼我们的机会，要克服一切困难，把妇女工作做得更好。
2、红色大姐卓琳女士
邓小平夫人、中央军委办公厅原顾问卓琳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29日12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伟大的一生。这与他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予支持与帮助的妻子卓琳是分不开的。这个同样伟大的女人，就是被人们称为“红色大姐”卓琳。她的一生，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也同样充满曲折、散发着光辉。
卓琳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在七个孩子中排行老小.卓琳的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于是母亲带着才四五岁的她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等地寻父。她幼小的心灵已经感受到人世间女性的不平等遭遇，并为之愤愤不平，常常萌发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个音乐女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令卓琳深受感染。一天，这位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信念，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确。
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加入抗议洪流，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令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种满了花草树木，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起居地。全家于1977年搬到这里，卓琳创造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她温柔、善良。
院子里原样保留着邓小平的办公室，书柜里摆放着他生前喜爱看的书籍，写字台上还摆着孙辈们送给他的礼物，台历定格在1997年2月1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每逢邓小平逝世的祭日这一天，卓琳和儿女们都要在院子里撒满花瓣。花雨洒落，情思绵长，这是一家人对老人的深情祭奠。
回忆1939年邓小平与卓琳在延安相识。卓琳说：“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她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性。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据卓琳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多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邓小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沉默寡言的邓小平，也渐渐理解了丈夫，默默地支持着丈夫。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要求自己的妻子：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谢绝了许多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秘书。他要收起来的文件，由我负责存档。这些文件他看完后，我一一登记好，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存档。”有时忙，她和邓小平一直劳碌到深夜。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执行，邓小平从不过问。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由她来安排。而邓小平是“核心”，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夫妇俩恩爱有余，心心相印，患难与共，几十年来从没红过脸。
邓小平爱喝龙井茶，也爱抽点烟。在三年困难时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都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完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儿；卓琳为保证丈夫吃好一点，要他单独吃饭，邓小平坚持要跟全家十几口人一块吃。卓琳只得单独给他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结果，就这一个菜，到了饭桌也叫老爷子“给你点、给你点”而分发了。卓琳没辙了，就让全家都吃一样的，谁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邓榕说：“爸爸老在忙工作，因此对我们来说，妈妈自然就比爸爸更为亲近。我们的妈妈，不仅在生活上照料我们，在思想上，乃至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妈妈的影响力都是非同寻常的。”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邓小平是“核心”。卓琳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实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卓琳夫妇俩的5个孩子、邓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同时，她还十分关心老战友的孩子，并尽力帮助老战友。
邓小平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自己的5个孩子、邓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同时，她还十分关心老战友的孩子。邓小平喜爱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气氛，和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无比开心。“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他有事则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没事时就跟他们玩，或分发给他们一些巧克力。”在邓小平晚年，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老爷子。她还“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要来亲爷爷，要来爷爷面前坐一坐。
“红色大姐”卓琳在儿女和孙辈们的簇拥下，安享幸福的晚年。每天早饭后，卓琳要听上一会儿京戏，这是她一生的爱好。如今，老人对京剧的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她订了不少戏曲杂志，电视上只要有戏剧节目，她一般是要看的。 邓小平生前关心和爱护高雅国粹艺术，支持“十足的戏迷”卓琳看戏，卓琳每每去看戏邓小平都是知道的，因为卓琳总是向老爷子“请假”一下，以免老爷子挂念。邓小平只要不太忙也会问问哪个剧场、看什么戏。卓琳看完戏后只要老爷子没睡着，她就“汇报”李少春和杜近芳等表演如何精彩、如何获得全场喝彩等等。程派传人李世济有时也应邀到邓家汇报京剧的情况，送卓琳些自己的录音、录像带。当然，只要有可能，卓琳必劝老爷子去看戏，邓小平对许多剧的内容也很熟悉。卓琳非常关心老戏新演，如战友京剧团排演《白衣渡江》和《柳荫记》时，从经费到演出她都给予了具体的帮助。
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自己不但订阅了《红楼梦研究》，还多次为“红学”研究捐款。
近些年来，卓琳还设法为家乡做点事情。她多次为云南宣威的“希望工程”捐款，并一次同姐姐浦代英联名致函家乡父母官说：“……我们虽然离开家乡数十年，但对家乡人民还是念念不忘，尤其儿童教育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我们现已年迈，常以不能为家乡多作贡献而内疚……”还随信寄出了2600元钱给家乡的“希望工程”以表心意。 小平走了，但小平时代还在延续，“春天的故事”已绵延“走进新时代”。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
他们的女儿邓榕新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问世时，接受过一次联合采访。说起她的家,邓榕情不自禁:“这本书的署名是我,可它却凝聚着我们全家人的心血。全家人齐动手，大家都为我搜集相关的历史资料。母亲对我的写作特别支持，有些问题只有她知道，她就一点儿一点儿给我耐心地讲，许多她认为是重要的内容，她都一一认真地写出来，她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了。待我把她老人家提供的内容写出来后，她还要再次认真审读。她曾认真地对我说过，史实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你笔下写出的东西，要对历史负责。
邓小平和卓琳从不娇惯孩子。从来不跟孩子讲自己的地位，孩子们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的官有多大。邓林说：“说句实话，那时对于父亲的了解真是太少，太少。他的职位有多高，他的权力有多大，我们都不大清楚，也不太关心。”
邓楠说：“在八一小学读书的时候，同学们经常在一起比，比谁爸爸的官大。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不知道爸爸是不是个官儿，官儿有多大。直到有一次，有一个同学问我："哎！你爸爸是谁呀？"我说"我爸爸是邓小平。"他们听了都目瞪口呆，说："哎呀，原来你爸爸是邓小平呀，是那么大的官儿呀。"我这才知道，原来我爸爸的官儿那么大呀？！”
邓林、邓朴方、邓楠都是在寄宿学校上小学，学校远在北京郊区，邓小平从不准司机接从他们。无论是周一早上赶去学校，还是周末从学校回家，三个人都是自己乘共公汽车。上中学以后，三个人都是骑自行车上下学。“文化大革命”之前，因为家里孩子比较多，经济上不太宽裕，几个孩子都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老大长高了，衣服小了，就让老二接着穿。短了接一截，破了，补个补丁，接着穿。
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邓小平和卓琳配合地非常和谐、默契。教育孩子的具体事情，邓小平从来不管，全权放手，交给卓琳。他相信，妻子有能力教育好每一个孩子。邓林说：“我爸爸认为我妈妈做什么事情都很合适，不合适的地方，我爸爸会用一句话、半句话去点拨一下，我妈妈立刻心领神会。”但是，学期结束时，邓小平要看一下每个孩子们的记分册。对每个孩子的情况，优点、缺点、性格、特长，他都要心中有数。
邓楠说：“父亲教育我们从来不用说教，不讲大道理，都是潜移默化中。比如管我们学习，就是学期末看你的记分册，而且看老师的评语。对我来讲，为了学期末给他看记分册，我就得努力学习好、表现好。他看一下，大多表扬，但对我们来说为了这一次就得努力，这就是压力。我们家孩子都学习好，包括我们的孩子们，学习也都很好。”“父亲不过于看重课本，不过于看重书本知识，他希望我们知识面广。”“父亲曾经说过，退休后想当一名地理教员，这跟他平常喜欢查看地图、学习地理知识有关。父亲有个习惯，带我们外出时之前，一定要先看地图，再用红线划出出行的路线图。每到一个地方，他都随身带着地图，随时可以准确无误地找到自己的方位我想，这是他早年戎马生涯留下的生活印记。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的地理都学得都很好。”“父亲干事非常认真，遇到不认识、不清楚的字、词，就要查辞海、查字典。我们从小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帮他查字典，这也就培养了我们爱查字典、查词源、查辞海、查康熙字典的习惯。我们很小就学会了拼音，都他教的。”
邓小平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体育、艺术、京戏等等，他都喜欢。担任总书记期间，邓小平看过芭蕾舞，听过交响音乐会，看过歌剧、话剧等等。他还要喜欢看体育比赛：乒乓球、篮球、排球、足球、体操，只要是有体育比赛，特别是国际比赛，他都要到现场观看。几个孩子从小就跟着他看演出、看比赛。
邓林说“父亲平常看各种演出时都带着我们。所以我们家的孩子知识面就比较宽，爱好也比较广泛，什么都能说上来点儿。”带孩子们外出看戏看体育比赛，邓小平从来都是说好几点几分走，就几点几分走，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有时，孩子们看看表说，时间快到了，走吧？邓小平看看表说，还有一分钟，再等等。
如果有那个孩子到了该出发的时间还没有到，邓小平是绝对不会等的。邓楠说：“有一次去外地，是要坐火车去。我一看时间还没到，大家还没走，就回屋接了一个电话。等我接完电话回来一看，全都走光了。爸爸是绝对不等人的。”“我们家吃午饭的时间是12点，晚饭是6点30分，这是我们家几十年如一日的习惯。爸爸是准时到了饭厅以后就吃饭，你去晚了他不会等。他从来不等人，也绝对不等人。”
每个星期天，卓琳要为孩子们安排一些有趣的活动，参观、郊游、看电影等等。有时，她还带着孩子们一起种花、种菜，教女孩子们打毛衣，培养他们的劳动观念和生活自理能力。邓林说：“爸爸的话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成为我多年来争取进步与成功的动力。妈妈为了我的学业费了许多心思，最后给我请了一位中国画老师，让我学习中国画，既能适应我的身体条件，又能充分发挥我的特长。今天，我能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成为一个画家，我十分感谢我妈妈为我所作的选择和安排。”
“现在想起来，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是多么幸福、美好！我们无忧无虑，我们快快乐乐，我们学习都非常努力。几个弟弟、妹妹在学校都是优秀学生，还当学生干部。回到家里，我们感到温暖，充实。”
3、妇女运动的先驱蔡畅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蔡畅，曾是中外闻名的妇女运动先驱。她同丈夫李富春都是中共建党时期的老革命家。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妇女界几乎人人都以蔡畅为“大姐”相称。从20世纪20年代起，她就是全国妇女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解放后又担任全国妇联主席近30年，她光辉的一生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旗帜和骄傲。蔡畅会讲4、5种外语，习惯西欧生活方式，夫妻见面的时候大大方方拥抱亲吻，美国女作家尼维尔斯赞美她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女革命家和最完美的女性之一。
1919年，19岁的蔡畅和兄长蔡和森、母亲葛健豪以及向警予、徐特立等人远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她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同年，她与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李富春结婚。在春天的巴黎市中心的一间小酒吧里，这对要了两杯啤酒，举起酒杯，为自己简朴而奇特的婚礼干杯。正巧灯小平也在这间酒吧里小憩，他成了唯一的婚礼嘉宾和当然的见证人。从北伐战争起，一直到全国解放，蔡畅都致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1943年，她根据毛泽东的精神，为党中央主持起草了《关于个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即著名的《四三决定》。建国后，蔡畅历任全国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是全国妇联的创建人之一。
蔡畅性格豁达开朗，曾留学法国和苏联，参加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蔡畅和几位留过学的党员常常高唱《马赛曲》，既激励自己一步步向着前方的曙色不停跋涉，又鼓舞红军队伍中的同志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一边前行，蔡畅和几位留过学的同志一边谈论他们在国外寻求光明的经历，谈论在国外的学习、去过的地方，康克清后来把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长征中的“精神食粮”。长征时的蔡畅，身材纤瘦，但意志坚强，组织考虑到她的身体，给她备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在马上，总是让给伤病员骑，她认为他们更需要马。
蔡畅常说：“妇女要发挥半边天的作用。凡是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要力争能够办到。”蔡畅根据《婚姻条例》的规定，给广大妇女撑腰，积极支持她们争取婚姻自主的权利。对虐待妇女的行为，蔡畅就发动群众开展说理斗争，由于蔡畅的努力，苏区妇女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妇女受压迫、受歧视的现象得到了纠正和改善。蔡畅也因此在苏区妇女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
平时，不论是在机关还是在基层，蔡畅总要把妇女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召集在一起，聊叙家常，研究问题。她总是亲切地对大家说：
你们别称我的官衔，叫我蔡畅，或叫我蔡大姐就行，我岁数比你们大一些哟！大家见这个留过洋的蔡畅这么坦率、诚恳、随和，都很乐意和她谈心，并亲切地叫她蔡大姐。
蔡畅同时又是伟大女性与慈爱母亲的完美结合。对革命烈士的后代，她总是百般呵护，有的从小就由她抚养。1948年，她在莫斯科对自己唯一的女儿李特特说: “特特，你很幸福，要知道，国内的孩子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你周围的同学许多都是革命烈士子弟，他们更需要母爱，我是很多孩子的母亲，不可能只有你一个。”
蔡畅娴静慈爱，喜欢小孩，喜欢散步，喜欢和工作人员聊聊家常。她会讲四五国语言，是个有学问有理想有追求的革命家和妇女领袖。她的娴静慈爱只有在见到李富春时，才会变得热情洋溢。李富春总是叫蔡畅姐姐，叫得亲切、自然、挚情，使周围的工作人员羡慕不已又深受感动。他们每次见第一面都要接吻。若是隔时间久了才见到面，蔡畅便一定要捧住李富春两腮，真象姐姐对待弟弟一样地去爱抚、打量。他们这样做时，不避人，不掩饰，是感情的自然流露。这种深挚的爱情已经历了几十年血与火的锤炼，才变得光彩照人又永不衰减。
一次蔡畅闹肠炎，住进莫斯科的传染病院。李富春不论工作多忙，宁肯少睡觉也要坚持天天去看她，怕蔡畅一个人寂寞。可是传染病院有规定:亲友不许和病人直接接触。他们只好隔着玻璃窗互诉情怀。他们互相望着对方，目光充满依恋之情。到了不得不告别时，一定隔着玻璃互相“飞吻”。这时，他们的眼睛就会变得象年轻人一样湿漉漉的。好不容易熬到蔡畅出院，苏联方面将他们夫妇安排到巴尔维哈疗养院。于是，他们在疗养院里便成了形影不离的伴侣。
1950年，蔡畅和李富春住在北京什坊院，这是他们到了50岁才有的一个固定的家。但这里离供应点较远，公家给他们家配备了一辆供采购用的汽车。夫妇觉得这辆车利用率不高，是个浪费，于是就同负责采购的同志商量：“目前我们国家还很困难，把这辆汽车省下来交给公家就可以派点用场，你辛苦一点，骑自行车买菜好不好啊？”这位同志同意了两位首长的意见。汽车上交后，遇到刮风下雨，李富春和蔡畅就叮嘱他乘公共汽车、带雨具。那位年轻同志感动地说：“两位首长总像对我过意不去似的，其实，他们也是为了国家，我哪还有什么意见？”
国家给李富春和蔡畅的工资，完全用不着他们过一种清苦的生活。然而，这一对出生入死的革命前辈却一直省吃俭用，他们是严于律己，克己奉公的楷模。他们在各个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尤其是在生活上，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按照他们的工资水平，完全可以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但他们平时节衣缩食，生活十分简朴。吃饭的菜总是一荤一素一汤，再加一小碟辣椒，只有来客人时才加一两样好菜。1975年李富春病逝后，蔡畅把老两口长期节省下来的10万元人民币拿出来，连同利息，一并交了特别党费。秘书犹豫地问她：“大姐 ，要不要给你的孙子们留下一点？”蔡畅果断地说：“不，这钱是党和人民给我的。富春去世了，我们应当把它交还给党和人民，孩子们要靠他们自己去劳动 。”
蔡畅，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品格高尚，堪为师表。1980年她响应党中央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号召，主动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2年又辞去党内一切职务，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
蔡畅晚年在病中常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给她朗诵毛泽东的《长征》诗和反映红军精神的《长征组歌》，一遍又一遍，百听不厌，动情之时，潸然泪下。1990年9月11日凌晨，蔡畅走完了她90年的人生历程，也以一颗“圣洁的心”走过了她人生光辉的长征之路。
《妇女运动的先驱——蔡畅》这本书，选收了蔡大姐十二篇著作和她在各个革命时期的照片，还汇集跟随蔡大姐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写的文章和其他同志的采访记。这些文章从各个侧面写了蔡大姐的斗争、工作、学习和生活，反映了蔡大姐光辉的革命业绩和崇高的革命品德。
蔡大姐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比如：她对共产主义坚定的信念，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精神。青年时期，她勤奋学习，追求真理，一旦确认马列主义能够救中国，就毅然决然地加入党的行列，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她坚持只有阶级的解放，妇女才能获得解放的马列主义观点，始终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她长期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名誉主席，又为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付出了全副心力。在建立中国妇女组织和国际妇女组织之间的联系，发展中国妇女与各国妇女之间的友谊中，她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蔡大姐还关心群众疾苦、全心全意地为妇女服务。她坚持发动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是保证妇女对革命和建设作贡献，同时提高自身地位的中心环节。
蔡大姐还关怀培养妇女干部的成长。她认为要使妇女工作开展得生动活泼、卓有成效，必须有一支德才兼备的妇女干部队伍。她在党的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多次呼吁各方面重视培养选拔女干部，并且殷切期望女干部自强自立，打消自卑感、依赖性，振作革命精神，在实际工作中锻炼自己，增长才干。
4、坚定质朴又善良的康克清
康克清，是朱德的夫人，她坚定质朴又善良。康克清，是人民眼中伟大的革命家；是孙子眼中可亲可敬的爷爷奶奶；在她看似不平凡的家庭，也一样有着和普通家庭一样的琐碎生活，回首往事，点点滴滴，仿佛历历在目，成为永久的记忆……
杨尚昆说，我初识康克清同志，已是６０多年以前的事了。当时在中央苏区，她和朱德同志结婚不久，身姿飒爽，朝气勃勃。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影响下，康克清同志从一个农村童养媳自觉参加革命，经过红军的培育和战争的锻炼，延安抗大和中央党校的系统学习，特别是经过几十年来的工作实践，成为了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康克清同志的一生经历，具有时代的、鲜明的代表性：是广大妇女追求革命、追随时代，不断前进的典型。在战场上，她临危不惧，勇挑重担，曾经是一名年轻的军事指挥员。在日常工作中，她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她循循善诱，又坚持原则，是个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她实事求是，不盲从随流，是一个表里如一的共产党员。在日常生活中，她事事处处以身作则，严格要求晚辈，是一位严肃慈祥的长者；她廉洁奉公，光明正直，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依然保持着革命战士的本色。
几十年来，在妇女儿童工作领导岗位上，她视野开阔，讲求实际，联系广大妇女群众，深切体贴她们的疾苦、关怀她们的合法权益，在历史新时期，她提出了“四个现代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个现代化”的号召，为妇女运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她热爱少年儿童，动员社会力量兴办各种儿童福利事业，时刻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是一位倍受爱戴的妇女儿童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对祖国改革开放的大业，她时系心头，在病榻上仍念念不忘。康克清同志还为增进我国和世界各国的了解和妇女之间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
《康克清回忆录》记述了她自己从一个童养媳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她的生活经历，她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必将激励广大群众和青少年，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解放思想，开拓进取。
战争年代，康克清真正指挥过打仗的女战士，是中央苏区赫赫有名的“红军女司令”。作为中央红军参加长征仅有的三十名女红军之一,康克清在长征初期担任红军总部直属队指导员,紧紧相随在红军总司令朱德身边,三过草地,数跨雪山,历尽艰险,走完了长征的全过程,也见证了长征历史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康克清曾经对海伦•斯诺讲述的对长征的一个感受。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这个感受如此轻松愉快，显然使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感到惊奇。
康克清对他说：“我很善于走路和骑马。我总走在一群人前面几十米，这群人中有蔡畅和几位留过学的党员。他们整天谈论他们的经历，谈论在国外的学习情况，吃过的好东西以及去过的地方。他们每天谈呀，笑呀！还开玩笑。和他们在一起感到鼓舞。他们不断地说笑，有时还唱《马赛曲》。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一样。与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索尔兹伯里对此感慨说：“在她的同伴中，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与她有同感的人却并不多，大多数人认为长征是一次艰巨而又危险的行动，自始至终都是如此。”翻阅过一些长征亲历者，尤其是一些长征女战士辛酸痛苦的回忆后，再读《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一段描述的时候，的确会对康克清的长征回忆留下深刻印象。
朱德在长征中也有同样轻松愉快的感受，而且他的回忆很生动，甚至富有诗情画意。比如过草地：“当过草地时候，大家都认为是极困难的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几十里地都是，还有大的森林与树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的，斜斜的一条带子一样往极远处拐了去……牛羊群在草地里无拘束地自由上下，也是极有趣的。也许是因为自己带着乐观性吧。”
在经过十分凶险的草地时，这对革命夫妻还有闲情逸致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产生“好玩”、“有趣”的美好体验，这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看来，当时他们的身体都很强健，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朱德从小就非常喜爱名山大川，“素喜泉林，厌尘嚣”，“不大喜欢热闹的大城市，在那儿住久了总是不大舒服，旅行中间就舒服”。若干年以后，一些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感叹说，其实他们走过的那些令人生畏的大草地，风景是非常美丽的，但那时的人们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大多没有任何心思去欣赏美景，朱德却能看得兴味盎然。
朱德夫妇的长征回忆中提到，逢到极困难事情，一旁人看起来极复杂十分难解决了，但是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回事一样。当为一个领导者，愈是困难，愈要镇静。……所谓履险如夷，也还是平平常常就过去了。愈危险，愈需要冷静、平淡，就容易把问题处置得很恰当。在草地上，生活上，那可以说是人生极大的最艰苦的阶段了。但我觉得是很有味道！雪山，草地，各种民族，很丰富了一些历史、地理的各种经验……
读了朱德夫妇的长征回忆，人们在赞叹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同时，不难从中学到一种对待人生逆境、险境的达观态度。在长征中，朱德是一个红军高级军事领导者，肩上承担的责任重如泰山。那时他需要考虑的完全不是什么一己之安危，而是整个革命队伍的生存问题。而细细体味朱德回忆长征的话，正是一个有着大无畏精神的革命领导者对如何应对困境、险境、绝境的深刻总结：面临危难紧急境况时，首先应该镇定、冷静，而且“愈是困难，愈是镇静”。有牺牲的勇气，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是做到这一点的必要条件。如朱德所说，“个人是无所谓的”。而对于一个身负千万人命运的领导者来说，必须动脑子，想办法，度过难关险境。必须于紧急危困之中学会生“静”、生“勇”、生“智”，方能“履险如夷”、“化险为夷”。
在康克清的回忆里，与她同行的人们，那些同样久经考验、信念坚强，而身体却未必个个强健的革命者，在长征途中的表现也十分乐观。这也正是中国工农红军这个群体能够战胜无数艰难困苦，最后绝处逢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康克清在一篇文章中说：“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有一天，我们的队伍停在遂川附近，听到同志们兴高采烈地互相传说：“朱军长来了。”以前，我还幼稚地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呢，后来才知道是两个人。他们被传说得非常神，现在有机会亲眼见到他们，内心充满了好奇和敬仰。我挤在队伍中，顺着别人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位中等个头，体格健壮，忠厚长者模样的人，正向我们走来。走近了，才看清楚他身穿灰里透白的军服，脚穿着草鞋，一身风尘，面带微笑，威武中透露着慈祥。朱军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很平凡，平凡得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这个像农民一样的军人最终成了康克清的丈夫，他们携手走过了47年的婚姻历程，坚韧而执著。
康克清从小生长在贫苦农民的家庭里，没有上过学。上井冈山时，康克清还不识字。参加红军以后，康克清担任了宣传工作。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康克清经常大胆地到朱德那里登门求教。在朱德的热情辅导和影响下，康克清的文化水平提高很快。朝夕相处的革命斗争生活，使将军与战士之间萌发了爱慕之情。
对于自己的选择，康克清曾坦率地说：“我的婚恋观就是无产阶级的婚恋观，只要革命坚决，品德高尚，对党的贡献大，真的志同道合，我就不计年龄，不媚权势。”1929年底，43岁的红四军军长朱德在井冈山与17岁的女战士康克清结为伉俪。
康克清在回忆自己的婚姻生活时曾说：“1939年冬天，朱老总五十三岁寿辰。记得我给他写的贺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和你相处十多年了。觉得你无时不以国家和革命为重。凡事不顾自己的利害。人们不能忍受的事你都能忍受，人们所不能干的事你去开辟。还有，你见书便读，学而不厌，总是前进着，提醒同志，督促同志，爱护同志……”这是我当时的认识，也是我现在的认识。几十年过去了，后来的生活实践更加深了我的这一认识。”
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代表妇联讲了话。她说：“在广大妇女群众中，有无数为人民、为妇女儿童办好事的动人事迹和高尚精神，这是当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具体体现，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康克清同志作为宋庆龄基金会的首任主席，在康克清同志担任宋庆龄基金会主席的近十年里，兴建了“宋庆龄儿童科学技术馆”；设立了“宋庆龄儿童文学奖”与“宋庆龄儿童科技发明奖”；举办了幼儿师资培训班；组织了国际儿童绘画比赛、中外儿童夏令营；为贫困地区的妇女儿童提供了卫生与保健服务、建立儿童了流动图书馆。
康克清为《中国少年报》题词，中国的少年儿童勤奋学习，诚实善良，见义勇为，全心全意为人民做好事。她常言——要学习宋庆龄同志的革命精神、学习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她热爱儿童、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她从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
新华社记者撰写的《康克清临终时刻》一文片段：弥留之际，康克清对围在身边的子孙们断断续续地说：“这次，我可能拖不过去了……你们要好好地、太平地过日子……不要贪污，不要犯错误……”这时，泪水盈满了她的眼眶。
２月２８日，８１岁的康克清住进了医院，病因是感冒、发烧。可是，她坚持不住院，因为她心里惦记着许多工作： 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在医生的劝说下，她终于答应只住两天就出院，然而病魔无情，没料到这一住就再没能回来。３月初，一些领导同志去看她，她还特别提起即将召开的政协常委会和大会。大家劝她静心养病，可她怎么也静不下心来。
康克清病重住院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想来看她，她对秘书说：“我是个闲人，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可她心里却总是装着别人。去年，康克清到广州住了四个月，广东省人民医院大夫张碧梧一直陪着她。后来，康克清送给她一床被套。这次住院，康克清得知张大夫有两个儿子，又特意请人买来一床被套带到广州，并捎话：“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两个儿子。现在补上一床，请收下。” 康克清对身边的同志说：“张大夫是个好人，该做的工作她都做了，不该她做的她也去做了，现在就需要这样的人。”
４月初，清明节快到了，病榻上的康克清更加思念她的亲密战友和伴侣朱德同志。从１９７６年朱德同志病逝至今，每个清明节，她都带领儿孙到八宝山去祭扫，即使在外地，她也要赶回来。这次她实在去不了了，儿孙们带着她的嘱托和对朱老总的一片深情来到了八宝山。朱老总逝世１６年来，她未能亲自去扫墓，这是第一次，也成了最后一次。
４月１０日中午，康克清突然呼吸困难，双唇颤动，血压下降，医生立即进行抢救。她的一个孙子贴着她的耳朵问：“奶奶，我们是不是把您的骨灰和爷爷的放在一起？”她点了点头。“其它的事由组织来安排，是吗？”她又点了点头。
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２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儿童工作的开拓者康克清永远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康克清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什么都不要！”这正如她的一生——坚定、质朴，而又善良……
5、红军惟一女师长的张琴秋
张琴秋，张琴秋是中国共产党岁第一代女党员，红军惟一女师长，被称为女中英豪。在当年工农红军的战斗行列中，有过留学经历的女战士张琴秋，却是红军历史上惟一的女性将领。她在革命战争及和平建设时期都有出色的业绩，是我党第一代革命新女性中的突出代表。留学莫斯科五年回国，先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惟一的方面军女政治部主任、惟一的女师长，建国后又成为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她在革命战争及和平建设时期都有出色的业绩。
张琴秋，学名张悟，1904年生于浙江桐乡县一个商贩之家。经父母亲节衣缩食，供她上了本县女子小学，又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校内，她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参加学生游行并带头剪发。1923年，她进入上海爱国女校文科班，因容貌秀美而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长征途中，张琴秋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其后，她在西路军任组织部长。她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女生大队队长、女子大学教育长。解放战争期间，张琴秋在中央妇委长期担任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她长期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分管女工工作。在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张琴秋早已到地方工作，这位惟一的红军女将便没有被授予军衔。
在鄂豫皖苏区，张琴秋任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每天早上军号一响，张琴秋总是第一个来到操场，腰束皮带，斜挂短枪，英姿勃勃。当时红军女战士屈指可数，而女指挥员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张琴秋以非常标准的军人姿态、丰富的政治理论知识和雄辩的口才令大家信服。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张琴秋便预见到回国可能带兵，她不仅在校内的队列训练中非常认真，还同男士一样在夏季去搞野战演练，从摸爬滚打一直学到连、营、团的战术指挥。
张琴秋的第二次婚姻，是与陈昌浩的结合。陈昌浩曾留学苏联，精通俄语。他高大英俊而文武兼备。25岁就成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是红军中难得的人才。长征途中，张琴秋改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其后，她在西路军任组织部长。西路军向新疆远征途中，张琴秋已临近分娩，但仍在担架上指挥总部机关作战。在马匪骑兵的包围中，孩子出生在戈壁滩上，她也因产后失血过多而昏迷。由于敌众我寡，西路军虽英勇杀敌，但仍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部队失败时，她因产后身体虚弱被俘。抗战爆发后，经周恩来向国民党点名交涉，张琴秋被释放回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张琴秋担任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分管女工工作。 1958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地区的纺织厂出现了片面强调产量，生产质量大大下降，消耗成倍增加，各种事故不断出现，企业管理十分混乱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1958年和1959年，纺织工业部责成张琴秋先后在青岛、西安主持召开了两个全国性的会议，全面地贯彻党中央关于“多快好省”的方针，否定了那种只要“多快”，不要“好省”和只讲拼命，不尊重科学的做法。当时，反右倾的浪潮已在全国掀起，一些好心人在会下悄悄地劝她说：“张副部长，过得去就算了吧！这些事又不只是我们一个部里有，你没看现时的形势，你这样做不怕别人反你的右倾吗？”张琴秋严肃地说：“我理解同志们的好意，但我不能不讲，因为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什么时候都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要对党和人民负责。”
1953年，张琴秋曾率领纺织工业代表团去苏联访问，翻译人员不够，她就主动给随她出访的工程技术人员当翻译。回国后，“部长当翻译”一事一时传为美谈。1960年，张琴秋到上海国棉二厂蹲点，时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厂方考虑到她的身体和工作，把她安排到生活上有所照顾的高级宾馆住宿。她坚决谢绝了人们的好意，搬回厂里和大家住在一起，同喝一样的酱油开水，同啃一样的糠窝窝头。
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介绍我军各个历史时期重要将领的《解放军将领传》中，张琴秋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权威的《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也认定张琴秋是红军唯一的女将领。
在红军中，张琴秋并不是唯一的女性。如还有邓颖超、蔡畅、刘英、贺子珍、钟月林、邓六金等，也都参加了长征，但她们从事的大多为机要、秘书及党团妇女工作，没有在红军作战部队中任高级职务。1955年授衔时唯一的女将军李贞，在红军时代担任的最高职务为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张琴秋不但军事过硬，还能歌善舞，她组织宣传队，亲自教女战士跳舞，还组织了红四军团剧团，并编写剧本。在带剧团慰问部队和伤病员时，张琴秋自己也登台演出，真可谓“文武双全”。
张琴秋不仅文化素质很高，而且很擅长带兵打仗，是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1933年，川陕苏区反“围攻”时，一次，川军一个团从小路包抄到四方面军总医院附近。当时，张琴秋身边只有地方武装妇女赤卫营500人和医院保卫科的几十个男同志。她沉着地根据高山狭谷的地形安排了一个包围阵，待敌军进入山谷中突然卡住两头，然后她带领身边的人进行喊话宣传，说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敌军进退不得，平时受军阀欺压的士兵又听到这些前所未闻的宣传，都停止开枪倾听喊话。恼怒的敌团长手提机枪扫射不肯前进的士兵，激起了反戈相向。张琴秋乘敌内乱，率领妇女赤卫营冲下去，将全团敌军缴械。此事很快在全川传扬，《蜀笑通讯》和《中国论坛》都登载了“五百农妇缴一团”的奇闻。当时国民党的一些报纸，还把张琴秋说成“精通五国文字”、“能文能武，不下马可以写文章”的能人。
新中国成立后，张琴秋担任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分管女工工作，是新中国第一代女部长。1955年授衔时，张琴秋因早已到地方工作，这位惟一的红军女将便没有被授予军衔。
张琴秋先后结婚三次，第一任丈夫是茅盾的弟弟沈泽民，病逝于1933年11月30日，享年33岁。1936年7月，在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之前，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结婚。在陈昌浩去苏联治病并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而无法回国不得不长期滞留苏联后，他与张琴秋的婚姻便名存实亡，组织上也同意了张琴秋提出的与陈昌浩解除婚姻关系的要求(陈昌浩另娶苏联妻子格兰娜)。1943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苏井观结为夫妻。苏井观在鄂豫皖苏区时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解放后任卫生部副部长。
远征途中，张琴秋已临近分娩，但仍在担架上指挥总部机关作战。在马匪骑兵的包围中，孩子出生在戈壁滩上，她也因产后失血过多而昏迷。一个成长于上海、又留过学的妇女，能在西北大漠经历如此的磨难，需要有何等坚强的意志！
1939年7月20日，毛泽东倡议创办的女子大学，张琴秋被任命为教务处长。女子大学有十一个初级班，二个高级班，共有学生教职工一千五百多人。学生的课程多，除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课外，初级班还学文化，教学任务繁重。张琴秋在校党委的领导下，为圆满完成任务，她废寝忘食地努力工作；为充分调动全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她经常熬夜和教师们一起安排制订教学计划；为保证教学计划的顺利执行，她除自己兼课处，还在百忙中抽时间深入课堂听课，收集意见，并及时将意见转达给教师，使女大的教学质量不断得到提高。
毛泽东同志向边区全体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女大师生热烈响应。张琴秋一马当先，亲自组织和带领学生，上山开荒种粮。在劳动生产中，为了充分发挥女同学的特点，在张琴秋的积极倡议下，学校办起了缝纫厂，缝衣服、做鞋子，解决了师生生活上的困难。
张琴秋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火一般的工作热情，深入浅出的教学艺术，以及她高超的组织才能，都给在女大工作和学习的同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大家赞扬她说：“我们的教务长既能文，又能武，真是个文武双全的女将军。”
1948年底，她随以蔡畅为团长的解放区妇女代表团赴匈牙利出席国际民主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连任全国妇联第一、二、三届执委、生产部长，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张琴秋被任命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张琴伙同志一跨进纺织工业部的大门，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那时，纺织工业百废待兴，张琴秋为工厂生产的恢复，工人工资的改革，劳动保护的措施，纺织基地的建设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夜以继日地工作。在以后的十几年间，她经常到各地蹲点，抓技术革新，深入生产第一线，到工人中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她走到哪里，哪里的工作就有改进，面貌就发生变化。在钱之光、张琴秋等同志主持下，我国纺织工业很快就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纺织工业部多次受到上级表扬。每当提起这些，纺织工业部的老领导、老同志，都会翘起拇指称赞张琴秋同志，说她不但是战争年代叱咤风云的女将，而且是经济建设时期踏实能干的部长。
张琴秋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勇于坚持真理，抵制错误倾向。面对严峻的现实，张琴秋说：“我理解大家的好意，但我不能不讲，因为我们是党的干部，什么时候都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要对党和人民负责。”她的肺腑之言，充分体现出了一位老革命家忠于党的事业的鲜明立场，深深感动了大家。
张琴秋同志长期分管纺织工业的生产技术工作，对于纺织工业各种科研项目的开展，既热情支持，又严格要求。随着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张琴秋同志越来越感到建设好社会主义现代化纺织工业的重要性，她走到哪里就学到哪里，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主动向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请教。工夫不负有心人，时间不长，她便懂得和掌握了纺织工业的许多业务知识。张琴秋同志还以战略家的眼光，出色地抓好了一系列对纺织工业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会同全国纺织工会及时总结推广了郝建秀细纱工作法、1951织布工作法和1953保全工作法。1955年在青岛亲自主持召开“清、钢、浆”技术进步会议，对纺织工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以美化全国亿万人民服装为己任，主持制定了棉、毛、麻，丝等各行业的产品质量标准，有力地推动了改进印染产品花型、图案设计、开发新产品等工作。
张琴秋同志十分重视干部的培养和使用。建国初期，在她主管干部工作时，就十分重视从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各类专业干部的实际情况出发，合理安排、使用知识分子，团结各方面的人才，使他们为纺织工业生产建设和科研工作的发展，贡献出聪明才智。在她的重视和支持下，纺织部还把纺织系统大批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送到专业学校深造。为纺织工业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张琴秋同志历来注重深入群众，关心群众，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她从20年代留苏期间，也常常利用假期到纺织厂参加劳动，学习织布；1949年上海刚解放，她曾带领全国妇联工作组，到昔日战斗过的沪东区“中纺十二厂”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推动纺织生产的发展。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她与纺织工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十分了解纺织工人的疾苦。因此，张琴秋同志从到纺织工业部第一天起，就经常思考着一个问题，即如何尽快地改变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在经济恢复时期，她与纺织工会密切配合，带领工作组深入到工厂车间，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最后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改善纺织工人生活和生产条件的措施，在全国纺织系统推广后，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张琴秋同志曾不定期就如何解放妇女生产力等问题，多次与内务部长谢觉哉商谈，得到了许多帮助。她曾利用各种机会号召干部下基层要关心群众生活，了解工人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在出差时，她总要抽出时间带领身边的同志到劳动模范工人的家中去看看，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听听他们的意见。不少劳模的名字，她都能随口叫出。她到晋中地区的纺织厂、针织厂了解情况时，发现平遥针织厂是50年代从上海内迁的工厂，由于地处偏僻等原因，大龄女工不易找到合适的对象。为此，她建议经纬纺织机械厂和平遥针织厂的领导关心这件事，让两厂的男女青年建立联系，增强和发展友谊。这件事使工人们深为感动。凡是熟悉张琴秋同志的人都有这么一个印象：谁如果有了困难，只要找到张副部长，就一定能够得到热情帮助。因此，老同志也好，青年同志也好，都很尊重她、爱戴她，愿意接近她，敢于在她面前敞开思想，大胆吐露自己的看法。
张琴秋同志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却从不以领导自居。1953年，她率领我国纺织工业代表团赴苏访问，有时到工厂参观，她常热情地给随行技术人员当翻译。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当年随她访问的同志，至今仍把部长当翻译一事作为美谈。1962年，张琴秋到上海二棉蹲点，时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为了她的身体和工作，工厂安排她到生活上有所照顾的高级宾馆住宿。她谢绝了人们的好意，搬回厂和大家住在一块，同喝酱油开水，同啃粗粮馒头，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国家有了困难，能节约一分，决不节约五厘，再说工人同志们参加生产劳动比我们累，我们有啥特殊的。”曾在她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员，以及在她家工作了多年的炊事员和服务员，回忆起和她在一起的日子，都十分感慨地说：“张副部长对人太好了，和她相处这么多年，给我们留下的全是亲切和温暖。”
她去世多年后，党内老一代人谈起张琴秋，都发出由衷的赞叹，她的光辉形象和传奇般的经历长留于大家心中。
6、李坚真 唱着山歌走长征
在那场悲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在这支铁流劲旅里，活跃着一群特殊的身影，她们中有中央领导同志的爱人，有女干部，也有普通女兵。她们用女性特有的柔韧与苦难进行着殊死抗争，用浓浓的情和爱，谱写了一个个凄美动人的故事。饥饿、疾病、血战、死亡，没有什么能阻挡住她们前进的脚步，这一群可亲可敬的巾帼英雄们在弥漫的硝烟中笑着、唱着，一路穿行。红军女英雄李坚真就是其中的一员，70年前，她凭着自己的坚韧和顽强，在长征途中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
李坚真，1907年1月14日出生于广东省丰顺县小胜镇东叶畲山寨。李坚真早年在彭湃同志的教育和指引下参加了革命，192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中，她编唱一首又一首脍炙人口的山歌抒胸臆、鼓士气；解放后，她仍喜好用山歌讴歌新时代。花城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发行了《李坚真山歌三百首》。
李坚真，高高的身材，宽宽的肩膀，腰背挺直，刚毅而坚强的眼神，仍然可见当年女红军英武的神采。她深情地说：无数革命前辈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奋斗，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啊!
李坚真原籍广东省丰顺县小胜乡，刚出生8个月，因家境困难便以八吊铜钱的身价卖给了本县百溪村蕉头窝一户贫苦农家做童养媳。在李坚真的家乡，男男女女都爱唱山歌，她从小就会唱山歌，常和姐妹们对歌。刚刚参加革命的时候，她做宣传和组织农会的工作。每次到山村开会，李坚真和其他同志总要先唱山歌，吸引男女老少，聚集在村头的大榕树下，或坐在村尾的石头上，然后开会。1927年6月，李坚真入党后，立即参加了中共东江特委和丰顺县委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随后，她和农民武装一起在当地开展游击战。有一次，赤卫队向铜鼓峰转移途中，遭到敌人伏击，她左脚中弹受伤，不得不转到附近亲戚家里去养伤。当她的脚伤痊愈，回到赤卫队见到战友时，激动地唱起了客家山歌:“小溪出水大溪流，同志姐妹处处有;今天重上铜鼓峰，来日下县打九州。”
“1926年5月，彭湃为进一步发动农民运动来到我们家乡，并住到了我家。有一天，彭湃在我家召开农民会议，发动群众起来革命，并叫我到村口去放哨，问我怕不怕? 我当即唱山歌回答：我家住在穷山庄，坐的是条烂板凳，睡的是张破木床，餐餐都吃番薯汤。今日穷人求解放，那怕拦路虎豺狼?!在彭湃的指引下，我参加了革命，以后当选为区农民协会的代表。
1927年6月，李坚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站在党旗下，她感慨道：“我这个只值8串铜钱的苦妹子，现在能投身到党的怀抱，感到浑身是劲！”她的革命干劲也得到了毛泽东、董必武等领导同志的称赞。1928年李坚真担任了顺蜂县革命委员会副委员长，1931年又被任命为闽东县委书记。1930年至1934年10月，她先后担任过闽西特委，福建省委妇女部长，福建省政府执行委员，汀东、长汀县委书记，福建省委常委，中央局妇女部长等重要职务。昔日的童养媳成了妇女部长，李坚真的传奇经历在苏区被广为传诵。
在刚刚参加革命的时候，李坚真负责宣传工作。为了向群众揭露残酷的阶级压迫是劳苦大众穷困的根源，李坚真将枯燥的理论编成通俗易懂的山歌，向当地老百姓宣扬革命，并带领他们唱着山歌，开展减租减息斗争。1934年10月，李坚真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长征路途是艰辛的，在翻越广西老山界、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的过程中，李坚真和其他的红军姐妹们，用自己粗朴的山歌，如号角、战鼓般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激励着指战员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李坚真还是个打土豪能手。长征中李坚真被编在中央第二纵队，任纵队司令部的民运科长。民运科下设一个工作队，约有100人左右，负责找挑夫和向导，打土豪，筹粮筹款，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等工作。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增加了红军开展群众工作的困难。为了使艰苦跋涉的部队能够及时得到休整和补充，工作队只能依靠自己的调查分析来开展打土豪工作。
1934年10月，有30位女战士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其中包括中央局妇女部部长李坚真。在黎平会议之后，这些女战士被编入干部休养连，李坚真担任连指导员，董必武任总支书记。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李坚真从一名红军女战士成长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成为受人尊敬的“李大姐”。
新的革命斗争环境，使年轻的李坚真得到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良好机遇。她负责妇女工作，和各县、区、乡妇女干部一起，建立各级妇女代表会，发动群众参加土地革命，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她利用妇女爱唱山歌的特点，通过唱山歌宣传革命道理，动员妇女为红军做鞋、做衣、送菜、送粮支援前线，送亲人参加红军；在妇女运动中发展女党员、女赤卫队员，培养妇女干部。山于她工作出色，1931年冬，李坚真担任了中共长汀县委书记，成为中央苏区第一位女县委书记。李大姐谦虚地说：“我那时年轻，才24岁，有股子‘蛮’劲，组织上要我于，我就全力去干。”她和长汀县委的同志，组织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按毛泽东同志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开展土地革命，扩大了红军队伍，根据地也得到巩固和发展，受到毛主席的赞扬。1934年1月，李坚真出席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调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
李坚是著名的红军老人姐之一。她的事迹充满了传奇色彩。她的床上的被单，下面露出—张旧毛毯。“这是我长征时留下来的纪念品。过雪山前，有一次，部队遭到土匪的袭击，我所有的东西都被土匪抢光，身上只穿一件破烂单衣。刘晓同志把自己的衣服和打土豪缴获来的毛毯送给了我，后来我把毛毯作为永久的纪念品，珍藏至今天。看见这张毛毯，就使我想起长征的艰苦岁月，缅怀牺牲在长征途中的同志。”
长征时，李坚真任红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的指导员。这支由老、弱、病、残和女同志组成的特殊连队，比其他队伍经历了更多的艰辛。1935年5月，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强渡大渡河。李坚真率领干部休养连从安顺场出发，冒雨行军。快到泸定桥了，她的饲养员突然中了敌人的枪弹，头部胸部鲜血直流。李坚真拼尽全力背着他爬过了两座小铁索桥和几道山坡，衣服都被汗水和伤员的鲜血湿透了。她到了一座小庙里，背上的伤员已全无知觉，只是心脏还在跳动。部队等着过桥，时间紧迫，李坚真含着眼泪，把自己的干粮和随身带的几块钱放在他的身边，随后组织全连同志渡河。泸定桥上，九根铁索连成的桥身铺上门板，但桥面没有铺满，门板也来不及固定，人走在上面象荡秋千那样，桥下是奔腾咆哮的大渡河浪，令人胆战心惊。李坚真指挥大家用绑腿布将担架杠子绑在身上，两个人在前面拖，两人在后面推，将重伤员的担架一副一副拖过去，轻伤员和老同志由两位同志扶着过去。女同志把药箱绑在背上，手抓住铁索，匍匐前进。干部休养连的人员、马匹、药箱全部安全地通过了泸定桥。
李坚真情不自禁地唱起山歌：“红军飞夺泸定桥，炮火连天铁索摇。脚踏铁索心不跳，女兵争把药箱挑。”1935年8月，红军进入纵横数百里、渺无人烟的水草地。草丛中泥潭星罗棋布，明河暗沟纵横交错，走错一步陷下去就很难爬出来。不少红军战士被这恶魔般的泥潭吞噬宝贵的生命。李坚真的脚也被水草地扎破感染化脓。她找来一块生牛皮扎几个洞，用绳子绑在脚上，柱根棍子，一瘸一拐地走，滑倒了爬起来继续走，饿了就抓把炒面疙瘩塞在嘴里。晚上宿营就在露天铺块油布，大家挤在——起互相取暖过夜。他们在草地里走了七天七夜，终于走出草地，李坚真兴奋得唱起了山歌：“万里红军过草地，铁脚踏平烂泥滩。七天七夜胜利过，红旗指向六盘山。”
长征途中出现的紧急情况当然不仅是一次两次，李坚真吃的苦、流的汗，碰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的时候，由于山上空气稀薄，人马走到半山腰就喘不过气来，有的马夫、运输员都晕倒了。怎么办？李坚真和同志们咬紧牙关，跪着爬行，终于把伤病员及担架、药箱全部拉过了山去。凭着坚强的毅力，李坚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越过雪山，走过草地，胜利到达陕北。
红军中，女战士虽然人数少，却是宣传骨干。她们结合自身优势，根据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每个战斗和任务，运用歌唱、漫画、标语等形式进行宣传。“唱支山歌当点心”，这是长征路上最有名的山歌手李坚真编唱的一首山歌。长征结束后，李坚真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陕甘宁边区妇女主任。
1950年，李坚真受党的委派回广东工作。踏上阔别20多年的故乡土地，她心情澎湃。故乡的山水孕育了她的生命，如今，新中国成立了，她要和父老乡亲姐妹们一起改造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她担任过广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她不顾自己年高患病，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坚持工作，为广东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李坚真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会后，她认真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她衷心拥护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方针，对广东的改革事业，她倾注了更多的心血，曾先后到深圳、珠海特区视察，还深入到工厂、农村、商店，听取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积极向党中央和省委提建议。
李大姐为人民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艰苦奋斗了60多年，从一位向往自由、追求真理的农村女青年，成长为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新中国成立时，李坚真担任中共山东分局妇委书记兼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任。 李坚真常说:“作为领导干部的主要工作，一是用人，二是想办法，出主意。要做到这两条，最重要的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六十多年来，李坚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英勇奋斗，鞠躬尽瘁。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她在工作中发扬民主，深入实际，坚持实事求是；她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团结同志，关心爱护干部；她谦虚谨慎，艰苦朴素，诚恳爽直，作风正派，严于律已，宽厚待人。她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浏览了这位曾坚定不移行进在中国革命历程中最为艰难困苦长征这一段光辉道路上的巾帼英雄、红军战士李坚真的生平介绍。她终生献给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为祖国独立自主与繁荣富强的事业中，她应当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被人民称颂、缅怀、学习！
7、史沫特莱 美国的革命作家
8、谷建芬：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
秋日的天安门广场，鲜花锦簇、游人如织。而在广场一侧的人民大会堂广东厅里，正举行着音乐电视《我是中国人》的新闻发布会。在共和国生日来临之际的时候，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首次将它向全球的华人推荐。这首歌的曲作者，便是人们所熟知的作曲家谷建芬。
由广东词作者石飞作词的这首歌篇幅不长，只有短短9句。歌中唱道：“有人曾问我，你是哪里人？蓝天大海曾问我，哪是你的根？站在广场上，我大声告诉世界，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优美深情的旋律，经歌唱家杨鸿基、范琳琳的演唱，情真切，意感人。由广东鸿翔音像制作公司制作的仅4分钟的音乐电视里，从大禹治水到红色长征，从女娲补天到现代化建设，一幅幅画面烘托出歌曲的美好意境，表现出中国人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和作为中国人的骄傲自豪。
这首歌创作于2001年，为何在问世两年后才制作成音乐电视。2001年，谷建芬随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非洲。途经伦敦的当晚，使馆的同志设宴招待他们，当地一些侨胞也出席了招待会，谷建芬即席唱了自己的这首新作。当歌曲在“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的反复吟唱中结束时，现场一片寂静，大家仿佛还沉浸在歌中的情绪里。突然，掌声响起来，许多人含着泪上前与谷建芬握手，连声说：“太好了！”“对于这样的场面，我当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想，也许是他们离开祖国、离开亲人太久，才会这样动情。”谷建芬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十分激动，“侨胞们当即提议将这首歌制成音乐电视，以使流传得更广。”
到了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谷建芬又给当地侨胞唱了这首歌。参加聚会的台湾同胞激动地说：“这就是我们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到了肯尼亚，在当地一位老华侨80寿辰的聚会上，谷建芬把这首歌唱给大家听，座中人听得眼泪汪汪。老华侨颤巍巍地拉着谷建芬的手说：“这首歌非常好，我要让我的儿子、孙子唱下去。以前我们中国人被人瞧不起，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要挺直腰杆大声地说，大声地唱，‘我是中国人’。”
而这首歌的定名是在南非。当地的侨胞们听了这首歌后对谷建芬说：“这首歌就叫《我是中国人》吧。”谷建芬说：“我只是个曲作者，并不是歌唱家，唱这首歌时又没有伴奏带，但这首歌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我想，也许正是唱出了海外侨胞的共同心声。”
这次非洲之行让谷建芬感受到一种久违了的激情，这种炽热的情怀是在国内长期生活的人很难感受到的。她说：“我一生写了不少歌，很多歌都是在创作前因各种各样的情愫和机缘而写成。唯有这首歌，在我写成之后经历了那么难忘的故事，我没想到，我这个写歌的人被听歌的人感动了。”
对祖国的爱至死不变。这颗爱国心，这份爱国情，在谷建芬的生命里根深蒂固，成为贯穿她创作的一条主线。这位生于日本大阪，7岁回到中国的作曲家，童年时曾亲眼目睹了中国人被奴役的悲惨情景。她也曾经历过“文革”时因海外关系、“出身不好”所带来的身心创伤。在最困难的时候，她惶惑过、迷茫过，但正是对祖国、对民族的爱，使她获得了生活的勇气，创作的灵感。当人们今天听到她激情洋溢的《我是中国人》时，怎能不想起她执着热切的《绿叶对根的情意》，委婉深情的《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这些都是她心灵的最好袒露。
谷建芬说，她写《绿叶对根的情意》时，正处在一种矛盾、苦恼的心境中。当时国内兴起一股“出国潮”，文艺界尤盛。她的一些朋友出去了，她在海外的一些亲友也劝她出去。她犹豫着。走，是因为当时的确在创作上得不到理解，比如借鉴吸收一些通俗歌曲的手法来进行创作被批评为“给小痞子写歌”，这使她感到郁闷、痛苦。而一想到走，又觉得确实有自己割舍不下的东西。谷建芬最终决定不走，她说：“我想无论如何我也不能离开自己的祖国。就算我出去了，无论走到哪里，根也在这里。”正好，毛阿敏要出国参赛，她和词作家王健为毛阿敏“量身定制”了这首《绿叶对根的情意》。谷建芬说：“我写《绿叶对根的情意》表达的是海外游子对祖国的爱恋心情，一句句旋律，都是心灵的呼唤。”
这首在贝尔格莱德流行音乐比赛中获得大奖的歌曲，每一个乐句透出的是一种执着的爱恋，这种执着于对自己生命之源的深深依恋，不正是“九死而不悔”的真实写照？
身为女性，谷建芬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她把女性特有的含蓄、细腻的情感溶进自己的创作，因此，她的作品总是以情见长、以情动人。《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这首歌，便不是简单地对祖国的歌颂，而是一种深沉的祝福。谷建芬说：“这首歌写于建国40周年前夕，之所以不同于同类题材歌曲的昂扬明快，是因为我想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老百姓在想什么？40年了，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经历了许多风雨，老百姓最企盼的是生活的安定，国家的富强。无论经历什么样的坎坷，我们对祖国的深情是不变的。这种思考转化成了我的音乐语言。”艺术贵在创新，这首歌传唱至今，也再一次证明了作曲家动情，作品才能动人。
谷建芬说：“任何时代，作家、艺术家都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可这很少的一部分人却应当表达出很多人的喜怒哀乐。虽然生活在不断变化，但有一种东西至死不能变，那就是对祖国、对民族的爱。”这份爱，是绿叶对根的情意，有了这份情意，谷建芬的创作生命将永远年轻。
谷建芬的作品风格宽泛，题材丰富，富于时代气息，有浓郁的民族特点。特别是近年来，谷老师把精力完全放在少儿歌曲创作上，成绩斐然。用她的话说就是：“创作儿童歌曲已经成为我晚年的一种生活方式，为孩子们创作是我一定要做下去的。”这就是谷建芬老师这片“绿叶对根的情意”。
谷建芬除去创作外，对中国音乐事业的贡献有两个。
其一，就是在流行音乐还备受非议，流行歌手声名不佳的年代，谷建芬老师以一己之力，克服重重困难，在80年代后期创办了谷建芬声乐培训班。刘欢、毛阿敏、成方圆、那英、万山红、解晓东、孙楠、苏红、范琳琳、张迈、崔京浩等歌手都出自她的门下。几年前，在谷老师七十寿辰的宴会上，这些弟子们的歌和感言就足以令人们感慨万千。这些歌手经由演唱谷建芬老师的作品而走向成功之路，谷建芬老师的歌也因这些歌手的演唱而流布天下。如果没有这样的教学相长，中国歌坛的历史恐怕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吧。
其二，为常人所不知的是：谷建芬老师为中国音乐著作权的保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音乐著作权保护一直是困扰中国音乐创作发展的重要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音乐著作权保护步履蹒跚。面对来自各个领域的不了解甚至误解，谷建芬老师利用一切可能为中国音乐家的权益奔走。特别是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期间，她多次上书或直接向中央领导呼吁，希望尽快把音著权保护向前推进。
一个作曲家，一个女作曲家，在她平凡而令人尊敬的一生中，以她过人的才华，奉献给人们如此动听的音乐，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歌手，并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而殚精竭虑，这是什么精神？是爱国爱民族爱孩子的伟大精神，是追求真善美终极关怀的伟大精神。正如谷建芬老师在2005年接任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会长时所说的：为中国的音乐，我还敢拿老命来和你们年轻人一起拼一拼！
10、谢芳：文艺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
《青春之歌》，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在我们共和国的文学艺术中都是一曲永远年轻的歌。“林道静”的形象激励了千千万万人。《青春之歌》“林道静”的扮演者,就是我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谢芳。
谢芳 (1935年11月1日--)，原籍湖南益阳，生于湖北黄陂。谢芳一九三五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神学院的教授，母亲早年肄业于燕京大学．谢芳原名谢怀复，因当时东三省被日军占领，故名怀复，取怀念并收复国土之意．谢芳自幼受父母的教育和熏陶，天资聪敏，喜读诗书，酷爱文艺．五零年从香港返回内地，在汉口圣罗以女中就读．
五一年毕业后，被中南文工团吸收为演员，后该团改为武汉歌剧院．因为她素质好，又勤奋，很快便成为歌剧院主要演员，与她的丈夫曾同台扮演过歌剧《小二黑结婚》，《货郎与小姐》，《开花结果》，《白毛女》，《太阳初升》中的男女主角．名显一时，颇露才华．
一九五九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青春之歌》，谢芳被著名导演崔嵬选中．扮演林道静而一举成名，轰动了中外观众，从此步入影坛．1963年 在影片《早春二月》中塑造了大革命时期的小知识分子陶岚的形象。1963 年起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随后，她又拍了《舞台姐妹》，《泪痕》，《第二次握手》，《李清照》等影片，以及电视剧《女经理的一天》、《最后一位市长》、《舞台新姐妹》、《灯火阑珊处》等。
其表演细腻含蓄，擅长扮演知识分子形象。著有自传体艺术杂文《银幕内外》。塑造了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知识妇女形象．她的表演优雅大方，气度不凡，对人物心灵刻画，质朴无华．尤其是她那一双善于传情的被人称为＂会说话＂的大而聪慧的眼睛，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她性情文静持重，衣履朴素，不事打扮．然而在艺术创造上却一丝不苟，执着追求。
这些年少见谢芳老师银幕上的影踪，很多人了解她的近况是通过她的那本文采飞扬的《往事匆匆》。其中有一个小标题为“我的三个梦想”，文章有这样一段话打动过很多年轻或年老的人，“多少年来我一直认为自己在事业上是个并无既定目标，凡事随遇而安的人，只要客观找到头上来的事，无不满腔热忱竭尽全力，然而在这个梦想成真、心想事成的时候，我似乎也有过自己的梦想，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清晰明朗起来的梦想，这些梦想有的已经实现，有的则正在实践之中。”的确，人有时候就是那么困顿，梦想往往在忙碌大半生之后才被自己知晓，谢芳老师在60多岁的时候总结自己有三个梦，并一一为我们细数：“第一个梦想是演戏，唱歌算我第二个梦吧，第三个梦就是写作，《往事匆匆》都是真事，从两岁时候写到五十岁，所有的事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我不是去拼命记的，就是这么顺手下来的。这就是我的三个梦想。”
演戏——《青春之歌》一举成名
1959年，谢芳被崔嵬导演选入《青春之歌》剧组，那是崔嵬导演力排众议的一次冒险决定，因为候选的女主角儿有张瑞芳、白杨等大明星，也有许多颇具实力的新秀，而当时的谢芳仅仅是武汉中南文工团的一名小演员，并不出名。23岁的谢芳并没有让崔导失望，她的表演认真细致，恰到好处，电影获得了成功。如今，崔嵬导演早已谢世，他的女儿崔敏现场向我们讲述了父亲与导演组选演员的过程。谢芳多年之后得知这样复杂的挑选过程，不免庆幸能有这样的机缘巧合让自己接触这部经典电影。
《青春之歌》不仅给了谢芳接触电影的机会，更让这位年轻的演员一炮走红。凭借此片她还荣登新中国22大影星的行列，成了当红的偶像明星。22大影星的照片一度被摆上柜台，经常被影迷一抢而空，可见当时影迷对于偶像的崇拜并不亚于现今商业时代的疯狂程度。现场，一位当年的超级影迷讲述了他抢购照片的艰辛历程，这让谢芳老师非常感动。
不仅仅在国内获得了影迷的喜爱，影片在朝鲜、越南、马来西亚、日本等国放映也得到了他们的欢迎。随团去日本访问，谢芳惊讶地发现眼前悬挂了自己一层楼高的巨幅剧照，许多年轻的女孩儿还主动和她交流，探讨如何实现对于真理的追求。
《青春之歌》之后，谢芳回到了武汉继续她的歌剧，儿子却在这个时候悄悄降临，打得她措手不及。谢芳担心孩子会影响自己的事业，以至于那段时间她的脾气非常暴躁。生完孩子，谢芳匆匆赶赴《早春二月》的摄制组，后来又接拍了《舞台姐妹》。长期在外，孩子只能由谢芳的母亲、父亲和丈夫轮流照顾，以致儿子看到所有的女的照片都叫妈妈。谢芳对此非常愧疚，至今依然不能原谅自己对于孩子的无情。
在人生难以抉择的时候，谢芳选择了事业，《早春二月》又是一部成功的影片。谢芳说影片的成功要归功于夏衍。当时，夏衍已经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却依然愿意为影片担任剧作改编，可见新中国第一代电影人的热情。
《早春二月》之后，谢芳夫妇被一同调往北京，调动有一定的难度，周总理给予了帮助。在总理辞世之后，谢芳用一首小诗缅怀老人家，诗作饱含热情。
《泪痕》、《第二次握手》、《李清照》是谢芳中年时期拍摄的电影，被称为“中年三部曲”。虽然同样复出了努力，但是并没有给观众留下什么印象。其实，拍摄这样几部电影的时候，中国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们的神经已经被政治所捆绑，无暇观赏文艺，顾及文艺的质量。幸好谢芳抓住了“青春的尾巴”，这是老伴儿对于谢芳的评价。
唱歌——收获了一生的幸福
走上艺术之路离不开家庭的影响。谢芳的父母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在文学和艺术上给予她潜移默化的影响。父亲是一个神学家，翻译了很多神学著作，却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拥护者。这种信仰促使他在1950年毅然带着全家从香港回到大陆，而这样的大转移成为谢芳之后舞台上大有作为的必要条件之一。父亲会唱歌，而且唱的是和声，母亲是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和冰心同班，常常用五言七言这样的格式写日记，非常令女儿敬佩。中学毕业后，谢芳参加了文工团。在这之前，谢芳已经会识简谱和五线谱，会弹钢琴，她很快成了团里的顶梁柱，主演了许多歌剧。
表演歌剧对于谢芳来说最大的收获可能不是专业上的成功，而是守候一生的爱情。老伴儿张目是谢芳文工团的同事，两人经常一起演出，舞台上多次扮演夫妻。日久生情，相识六年之后两人结为了真正的夫妻。老伴儿张目也来到了现场，两人相敬如宾，谢芳言语里是对老伴儿的赞美和夸奖，“他嗓子比我好，字比我好，拍电影比我早，社会阅历比我多，什么都比我好。”老伴儿说这是谢芳的谦虚，其实在家里都是她做领导，而且在生活上老是不拘小节，一些小缺点多少年都改不了。什么缺点？张目一一细数：第一不认识人，才见过面的就想不起来是谁；第二不认识路，来北京几十年了还分不清东西南北；第三，学不会自行车，一骑就翻跟斗；还有就是不太讲究穿衣打扮。老伴儿揭穿了录制当晚谢芳的穿着之所以得体好看那是因为她一早四点就起身开始试装准备，自己为她挑选了一天。虽然是小缺点，但是老伴儿说起来满脸的幸福感，毫无怨言，他对妻子的评价是“事业上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在生活上却有点马马虎虎，但是正如郑板桥一样糊涂一点好，难得糊涂。”
一路走来不免磕磕绊绊，谢芳总结维系婚姻的法宝是志同道合，多一些赞美，多一份理解和关爱。对方一火自己就蔫了，自己火了对方就蔫了，这样就不会有激烈的冲突存在。
写作——生命感悟
拿起笔来记录身边的故事和生命的感悟应该是早年就有的梦想，母亲的五言七言作品刺激着谢芳创作的冲动。真正拿起笔来却是在工作渐渐少去的时候。《往事匆匆》虽然是一部个人传记，却渗透着很多人生的感悟，尤其突出的是面对死亡的态度。谢芳用学来的一句话总结人生的最终追求就是“笑着走”。父亲在弥留之际依然欣慰自己是谢芳的父亲，女儿曾经扮演过林道静，为此他微笑着离开虽然当时的遭遇非常痛苦，只是谢芳非常内疚自己没有为父亲的冤情哭求总理的帮助；大哥也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的学生都是教授了，他还是副教授并且活的非常高兴，还在打网球，唱革命歌曲就静静地走了；母亲的离去是谢芳最大的痛苦，母亲一生勤劳能干，天资聪颖，她的突然离去让谢芳有失去半边天的感觉，好久都还觉得母亲就在身边，没有走。回想过往，遗憾的是没有一个足够大的房子可以请一个保姆照顾母亲让她能够安详地多活几年，后悔在她气喘吁吁的时候还让她在凉水里捞豆芽菜，也后悔当母亲为裁坏的布料遗憾半天时自己没有给再买一块。遗憾，生命却不能重新再来。于是谢芳告诫年轻人一定要善待老人，必须自己老了以后才能体会到老人的心情，不要等失去了之后才开始遗憾。
经历了亲人的死亡，尤其是母亲的去世使得谢芳这么多年一直在思索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她说：“人如果永远不死是可怕的，人的价值是因为他活过，给人留下真善美的印记，只有这个印记是存在的，价值仅在于此，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凄惶等待，要为这个存在努力奋斗。”
那真的是万里挑一，如果不是当时崔嵬的坚持，可能我也演不了林道静。”
而随后的两部影片《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将谢芳推向演艺事业的高峰。“我1951年参加工作，还演过17年的歌剧，但是为什么就是那几部影片和那几个艺术形象这么多年来有这么大的影响？只有两个字——精品，那些是艺术的精品。”说完，谢芳指了指记者，“你看，为什么现在你还来找我？几十年来，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喜欢这几部影片，影响的不仅是三代甚至是四代人。”
谢芳说在1959年到1964年之间，她很幸运地参加了那三部故事片的拍摄，并且合称为“青春三部曲”。“那段日子里，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摄影机前度过的。对于那个长着一只千层眼的，分量不算轻的黑玩意儿，不论它近在咫尺，还是在头顶或身后老远的什么地方，我都得感觉到它的存在，受到它的支配，按照它的旨意办事。”
“青春三部曲”之后，谢芳“红”了，“林道静”这个人物形象也广受大家的欢迎。当记者问及她出名了火了之后，感觉有什么不一样时，谢芳立刻给予了纠正，“火什么啊，我们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也不像现在，有些明星有点名气了就耍大牌。我给你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青春三部曲’拍完后就受到了批判。在单位，我发着烧上台演白毛女，演完之后卸了装立刻帮着拆舞台，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做到了不脱离群众。”
亏欠儿子
小时自己没带他
与张目结婚以来，二人一直都是模范夫妻的代表。说起丈夫，谢芳乐了起来，“他给我做了几点总结：第一，我不认识人，才见过面的就想不起来是谁；第二，不认识路，来北京几十年了还分不清东西南北；第三，学不会骑自行车，一骑就翻跟头；还有就是不太讲究穿衣打扮。”
谢芳家的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谢芳夫妇唯一的儿子叫张京，长得像谢芳，“不过他的性情像他爸爸，乐观、温和。”看着照片谢芳说。
说起自己的儿子，谢芳说，当年是在拍完《青春之歌》后怀上儿子的，“当时真是给我弄得有点措手不及，我刚演完林道静，事业上正准备大展宏图呢，不过那个时候多亏了张目安慰我。”而在生完儿子后的一段日子里，忙于拍戏的谢芳不得不将儿子交给婆婆和自己的母亲带，“我把后面的这段故事曾经写进我的书里面，就是当年两位老人只能拿着我的照片让儿子认，结果后来儿子看到照相馆里女人的相片，就喊‘妈妈’。”
不爱社交
换现在出不了名
谢芳对记者说，“其实也就是因为我生在那个年代，而且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客观环境，我出了名，让全国人民都认识了我。如果把我放在现在这个时代，现在的环境里，我出不了名。”谢芳说，在他们那个时代，人人都是将努力工作、为别人服务放于首位，“工作上不能挑三拣四，成功是靠一点一滴的努力得来的。而且我这个人不爱社交，一般都是别人有什么事情找到我的头上来，每次参加什么活动我都在后面。”
11、清淡如菊 无风自凉——奚美娟
奚美娟的艺术人生是兢兢业业、行云流水、不事张扬的人生。无论是话剧舞台或者影视天地，奚美娟都做到游刃有余、出类拔萃。面对所有的成绩，她只是淡然一笑，永远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当观众和媒体在议论着奚美娟的新突破的时候，默默前行的奚美娟已经有了更新的突破了。
奚美娟是影视圈的“获奖专业户”，很少有人像她那样囊括了影视戏界几乎所有的大奖，15年的戏剧舞台生涯和12年影视圈的摸爬滚打造就了她纯熟的演技，作为一个影视剧演员，她无疑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生活中单身妈妈的角色却是她鲜为人知的一面。
奚美娟属于那种内心比较安静，有深沉的冲突但喜怒不形于色的人，这种喜怒不形于色的、带着感情的表演特能打动人。“我的性格、人生观、个性挺不适合在演艺圈工作的。我的个性不适合作秀，但我的确热爱艺术。”
“演员的天职是观察别人，不是被别人观察。”所以她一直对媒体有一种本能的回避。奚美娟就是这样：崇尚简单，因为简单便是极致。来去匆匆，行踪神秘，台上并不抢镜，台下话也不多。
奚美娟屡次提到禅宗三境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了。她以此来激励自己的事业和人生。
奚美娟完全属于知识分子的形象代言人。从她的相貌中你能读出，此人有较高的学识，从其不太舒展的眉眼来看，她的生活条件略显清贫，经历过大波大澜。总而言之，她是那种事业上让人放心，生活上不让人省心的知识分子。
奚美娟本身就是一个底蕴丰厚的人，她酷爱读书，平时喜欢看王安忆、张辛欣等女作家的作品，出演《金锁记》算是对“张爱玲情结”的一点慰藉。“一个演员不看书太可怕了，小说是描写人物内心最直接、最集中的东西。往往书中的一个细节，在表演上就是一个亮点。”
飘荡着稻香麦香书香的童年
１９５５年，奚美娟出生于上海近郊川沙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是玩具设计师，母亲是纺织工人，整个家族中没有任何人从事艺术。奚美娟家所在地是上海城乡接合部的郊区，与上海城区只有一街之隔。过一条街就可以感受到城市的气氛，马路这边则是美丽的清新田园风光，常常河流涓涓，稻麦飘香，阳光灿烂。自小的城市生活，给奚美娟带来了天生的自信。田园生活则给她带来了艺术灵感，使她有着很好的想像力。以后演出的时候，只要说一句有关自然风光的台词，她的脑中马上浮现出清晰美丽的画面。艺术的感悟跟大自然是分不开的，奚美娟在这些方面可谓得天独厚。很快到了上学的年龄，奚美娟成了一个非常勤奋的读书娃。但好景不长，“文革”来了，学校不怎么上课了。此时的奚美娟躲进书斋。这得益于小学语文教师丁老师的启蒙，丁老师一直借书给奚美娟看。于是她看完了《德伯家的苔丝》、《安娜·卡列尼娜》等长篇小说。就这样，奚美娟迷上看小说，一本一本接着看。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只要是小说，奚美娟就如同牛羊吃百草，一本一本吞下去。
后来，成为上海人艺演员的奚美娟一次看电影《苔丝》，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有个女孩喜欢一个男的，但不敢接近他，当他走过来的时候，她就去亲那个影子。奚美娟当时就感觉到：“这个情节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过，小学就看过。”但她记不起是什么书名，于是回去东翻西捡，终于找到了那本书：《德伯家的苔丝》。令奚美娟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当时为了寻找快乐而阅读的小说给了奚美娟初级阶段的美学修养和想像力，使她在演艺生涯中如鱼得水。
１９７３年１月，奚美娟中学毕业，像许多人一样，她来到了郊区插队劳动。一个月以后，上海戏剧学院宣布招生。奚美娟根本没有想到报考。但奚美娟插队所在的大队把奚美娟的名字报上了。奚美娟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报考的是上海戏剧学院。因为当时上海戏曲学校演过《奇袭白虎团》，上海话“戏剧”和“戏曲”是差不多的，奚美娟误以为她即将报考的学校是学唱京戏的。于是，奚美娟带着好玩和好奇的心理，参加了一轮又一轮的考试。经过层层筛选，奚美娟居然都通过了前期的初选，接着进入了比较正规和严格的面试。于是，懵懵懂懂的奚美娟与主考老师有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这对话就像一台话剧的片段。——奚美娟，请做一个小品。——小品？——什么叫小品？知道吗？——不知道。——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如实地做出来。——哦，这就是小品。——现在知道什么叫小品了？——知道了。——生活中怎么样就怎么做。经过了“现场小品知识培训”之后，奚美娟就开始做了。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少，自然而然就想起了插队生活：她从生产队劳动回家，把锄头的泥弄掉，靠在门口。看水缸里没水了，就拎了一个水桶去打水。这时主考老师突然叫道：“失火啦。”奚美娟完全懵了，不知道是真的失火了，还是老师在考她。但既然如此，奚美娟只好假戏真做，真戏假做。奚美娟觉得救火一个水桶水不够，又拿了一个脸盆就跑出去。这是奚美娟自出生以来的第一个小品。有一个老师，看完小品一直跟奚美娟说话，询问她的情况，当时奚美娟隐约觉得可能被录取，但她根本没把是否录取放在心上。考完以后，她觉得完成了一项工作，又去插队的地方干活了。直到１９７３年７月，公社通知奚美娟，９月１日去上海戏剧学院报到。这时奚美娟才知道，她要去的是上海戏剧学院；而不是培养唱京戏的上海戏曲学校。
奚美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五关斩六将，进入了上海市最高的艺术学府。四年之后，奚美娟以非常出色的成绩毕业了，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奚美娟分配到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而此时“文革”也刚刚结束了。到现在为止，奚美娟在话剧舞台默默守望了１５年，又在影视界摸爬滚打１２年。２０多年来，奚美娟在话剧、电影、电视领域里都卓有成就，并且有“获奖专业户”之称。
奚美娟演过很多母亲的形象，生活中奚美娟是一位单亲妈妈，对儿子疼爱有加。孩子九岁了，跟奚美娟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她每天都在平衡着“事业”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她说她很热爱事业，因为自己是一个职业女性，她要把每一部戏演好。但她又特别的热爱生活，在摄制组每天都牵挂着自己的儿子。她说：这辈子已经没有运气做一个全职妈妈，那就做一个职业演员吧。
奚美娟当上了人大代表。在此次人代会上，文艺组让奚美娟就“文艺体制改革”提出议案，但奚美娟觉得自己没有做过这些方面的研究，不好随便提案，于是就提了另外一个议案。即：能否在中小学校学生课间时，播放一些古典音乐，以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这个提案已经被教育部采纳。其实，提这个议案，也是因为自己现在有一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
她说，我一直认为，有知识和有文化是两码事，一个大学生可能是没文化的人，一个文盲可能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也许这种东西经常渗透在我所演的角色中，有知识和有文化是两个概念。我主演《一棵树》的牛玉琴，她是一个农村妇女，在沙漠里种了20年的树，他们家在沙漠里种了40000棵树，她虽然是一个农村妇女，但我一直想把文化状态放在她身上，把文化感放在她身上。我经常希望我演的普通妇女身上有这种东西。我希望把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放到我所塑造的角色中。这是一种很抽象的东西，如果说我的表演有特点，这就是我的特点，我觉得这是我内心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一直认为，一个演员的魅力是无形的，魅力不是演出来的，就是这个演员站在那里不说话，身上散发出让人欣赏的信息，这就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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