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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谭嗣同传》：“…又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之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谭曾以父命在金陵作候补知府一年。这一年里，他或闭门读书，“冥搜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或与同志友人研讨学术，议论天下大事，从不与俗吏交往，自称“作吏一年，无异入山”。
当时南京有个杨文会居士，对佛学很有研究。谭哥与他时相过从，切切缌缌，偏窥三藏，对佛学的理解更加深了。
世人学佛，耽贪小乘，以为清净寂灭，即是佛的宗旨了，一味枯坐念经，只求自己往生极乐，当个自了汉。谭哥却“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推崇大乘佛谛，悲智双修，以为“度人之外无事功，即度众生之外无佛法”，
“人外无己，已外无人，度人即是度世，度己即是度人”。
其实，儒墨佛，道固不同，境则相通。在谭哥看来，儒家不忧不惑不惧，以仁为宗，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一小众生不得度者，誓不成佛”，当然是仁；而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何尝非仁？《谭嗣同传》说他：“少倜傥有大才，淹通群藉，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这群籍中，他最喜欢的是一部《墨子》。
墨子学说的核心是“兼爱”。基督教基于宗教的观念，也提倡“爱人如已”、“彼此相爱”，墨子的兼爱主张，则不是从宗教观念出发，而是本于现实，以解释现实问题为宗旨，且具有倾向性，即兼爱的对象是弱势群体。对于倚势欺人者，则非但不讲兼爱，而且指为罪人，予以谴责，故墨家又祟尚“任侠”。
谭哥在《仁学》一书中对侠士大加赞美：“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他自己就是一位为国为民的大侠，在那众口一词“吾皇圣明，臣罪当死”的奴才堆里，
他“虽千万人吾往矣”，探索民主、自由的道路，追寻大同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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