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 | 这些人现在仍求助于精神分析家，精神分析对他们仍是一种排除病症、
发挥其社会功能的治疗方法。不过，他们以前在精神分析家的病人中占多数，现在却成了少数——或许这并非因为他们在绝对数量上的减少，
而是与许多新‘编人”比较，在比例上成了少数。
今天的这些新“病人”能发挥正常的社会功能，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病人，
但他们确实患着“时代病”，即我前面所说的那种压抑和麻木不仁。
精神分析家的这些新“病人”，并不知道他们患的是什么病。
他们抱怨着内心沮丧、失眠、婚姻不幸福、工作无趣味，
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烦恼。他们通常相信，这种或那种特定症状即是症结
所在，只要排除这些症状，就会一切如常。但他们通常未曾看到，
他们的问题不在于沮丧、失眠，以及他们的婚姻或工作。这种种抱怨只是我们的文化允许他们表达内心深处某种东西的自觉形式，在人们的内心深处，
有着所有自以为患着这种那种特定病症的人所共有的疾病。这个共同的疾病，即人同人自己、同他的同胞、同自然的疏离，是感觉到生命像砂子一样从手中流失，还未懂得生活就将死去；是虽生活在富裕之中却无欢乐可言。
精神分析能对这些“时代病”患者提供什么帮助呢？这个帮助是——而且必须是——不同于以往那种排除症状、使患者重新发挥其社会功能的“治疗”的。对于那些在异化中受苦的人，治疗并不在于使他免除疾病，而在于使他获得幸福安宁（well-being）。
然而，对幸福安宁下定义，却是相当困难的事。如仍停留在弗洛伊德体系中，则幸福安宁就不得不用力比多理论来界定，这不过是能够充分发挥其性功能而已；或者换一个角度，是对隐藏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察觉。这些定义在我看来，只触及真正的人类存在问题及完整的人所达到的幸福安宁的边缘。任何对幸福安宁的尝试性回答，必须超越弗洛伊德的参考系，导向对人类存在的基本概念的讨论——尽管这个讨论必然是不完整的；人类存在的基本概念乃是人道主义精神分析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为比较精神分析与禅宗思想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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